1987年，张化发表了题为“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5]这篇文章在整个“知青”研究史上相当重要，它与上面提到的“谈谈‘老三届’”一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张化提出了如何分析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重大命题。张化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而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组成部份，这是应予指出并否定的。此文立论清晰，分析明快，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过，此后的几年里，“知青”研究仍然处于沉闷状态。在这一阶段出版了几部相关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两部纪实性文学作品值得一提。一部是肖复兴、肖复华编写的《啊，老三届》，这是最早出现的“知青”纪实报告文学集；另一部是白描的《苍凉青春》，这虽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但其序言和结语部份却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
第二阶段从1989年开始，“老三届热”的兴起给“知青”研究带来了难得的推动力和转机。方奕、陈小雅、仲维光、金大陆等人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及其对“知青”研究所产生的作用分别作了评介。持续若干年的“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图片书画展览、文艺晚会、影视、歌曲，到旧地重访、经济考察、项目开发，丰富多彩，而其中与“知青”研究直接相关的自然是大批书籍的出版。
据笔者统计，从1989年到1994年，共出版了30多部以“知青”为主题的书，其中“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书当中不少是由四川省的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率先推出了《知青沉浮录》，后来又于1993年出版了《红土热血》。同时，成都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1992）和《热血冷泪》（1993）。四川文艺出版社则出版了《知青档案》（1992）和《命运列车》（1994）。全国各地的其他出版社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新书，如《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1990）、《草原启示录》（1991）、《回首黄土地》（1992）、《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在海外》、《中国知青悲欢录》（1993）、《漠南情》、《理想与现实》、《苦难与风流》（1994）等。
这些“知青”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但却为“知青”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正如著名作家、评论家李辉在其对《苦难与风流》的书评中所说的那样：“作者大多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他们普普通通，那么平实那么自然地叙述自己”，使这些作品“真正具有了历史的参照作用，对于了解老三届一代人，提供了可信的范本”。
在“老三届知青文化热”的烘托之下，“知青”研究出现了上升的态势，有10多篇学术文章发表，其中不乏佳作，例如杜鸿林、黄金平、柳建辉、王东成等人的文章，以及上文提到的刘小萌对西方学者有关著作、观点的介绍。不过总体说来，这方面研究的选题范围还不够广，研究还远不够深入。这一时期其它方面的“知青”研究活动，包括1989年法国学者潘鸣啸发表了“‘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一文，以及1993年伯恩斯坦教授的《上山下乡》中译本在国内出版。1993年，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出版了《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该书是在对26个中国年青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第二年此书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
三、1995-1999年：高潮期
以“文革”和“知青下乡”30周年为重要契机，在这一时期“知青”研究出现了高潮，呈全面展开之势，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为大量研究文章的发表和若干部专著的问世。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看到一条线索，在1994到1998年期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运所”）举办的3次讨论会对“知青”研究活动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以及适时总结、再推动的作用。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这3次讨论会。
1994年底，“青运所”在北京召开了“知青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专题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热心“知青”研究的学者，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张化、定宜庄、刘小萌、史卫民、柳建辉、王东成等人。这次座谈会分析了相对于社会上的“知青热”而“知青”研究滞后的现状，明确提出了“知青”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到会的学者们还具体指出了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6]与会者不仅在会后进一步扩大相关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他们提出的分析和建议对后来的“知青”研究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标志是此后几年内这一领域的研讨文章和专著的大量涌现。
1996年10月，“青运所”又举办了“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7]这次研讨会汇聚了近60位学者和“老知青”，其宗旨是“追寻时代主旋律，推进知青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次研讨会明确提出：“知青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认真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出发进行综合研究。”与会学者们一方面强调了“对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需要做冷静的分析，给它一个正确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指出“对知青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上，而要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服务”。有的与会者还提出，要对过去发表的“回顾”类文献加以“理论的提炼”，对“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进行“分层研究”。这些看法和意见对其后的“知青”研究的确起到了有益的指导作用。
1998年下半年，“青运所”与《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笔会，总结以《中国知青史》出版为标志的“知青”研究成果，同时适时地提出“知青”研究要继续深化。也有学者在会上提出“多学科、多角度”、“拓宽研究的领域，调换研究的视角”。[8]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知青”研究专著达30部之多，[9]它们与以前出版的书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即脱离了单纯回忆录的框架，呈现出更多的研究特点，其质量明显提高。这些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列举如下：
首先是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1998）。这两位学者都是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个历史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和理论探索，资料丰富而翔实，被称为是至今为止“在此专题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
笔者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梳理归纳了浩繁的史料数据，并且挖掘出前人忽略掉但深具学术意义的重要史实。比如，《初澜》中论述了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于1963年前后制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的具体过程和基本内容，从而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中国经历过“大跃进”的失败之后，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城市经济也无法容纳新增劳动力，所以2千万城市青年早晚得“上山下乡”的命运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后就已是“既定”了的。别的学者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此书的介绍最为具体翔实。再比如，《大潮》中介绍了以张木生为代表的“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