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思想的激进化过程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达平地不能停止。[16]

第四，把“传统”与“现代”这样一切为二，寻找“历史规律”，并根据“规律”来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在思想上是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念。[17]

姜义华对余英时的“激进主宰论”提出了相反的判断。他认为，20世纪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激进主义”，也不是“五四”精神，而恰恰是“保守主义”。中国的“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这正是百年变革不断受阻的真正原因。从整体上看，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这表现在：①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比较弱小，且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所支配的下层社会民众的包围之中；②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三大力量（国家资本力量、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和新社会力量）之间互有冲突与内耗，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实力；③中国现代化运动内部，渗透着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18]说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实践的失误在于“激进主义”太强、“保守主义”太弱，说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事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姜先生反复强调：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因此，对它的评估，不能仅看其提出了什么样的口号，而且要看其真正支持了什么，反对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社会目的。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解上。不能仅看其名称和口号。那种以党派来划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作法，似乎是不可取的。也不能仅看其手段。那种将“激进主义”等同于“暴力革命”的作法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群体，甚至同一政党的历史实践，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一成不变地加以评断。[19]

姜义华从现代性的视野，摈弃“激进主义”提法，而以“民主主义”代之，提出“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交替和连锁”论，他认为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交替和连锁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每一次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潮高涨以后，必定会有一种新形态的政治保守主义登场。[20]姜先生强调，尽管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中最为响亮的一个名词就是革命。但是，以往的革命过多地纠缠于政治斗争领域，社会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反而很有限。[21]

从余姜论争的逻辑与材料来看，得出相反的结论与以下两因素有关。

第一，论争的坐标不一致，余英时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是“相对于现状”，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激进就是要打破现状。但他又说，“一个人是保守还是激进，并不在于他对中国的现状（因为人人都是否定现状的）的态度，而是取决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即使是“相对于现状”，他也没有明确区分政治现状，文化现状，经济现状，还是整个现状？另外，他有时又把“传统”理解为“儒家文化”或“儒家传统”。在论证过程中，他有时相对于政治现状，有时相对于文化现状，有时相对于传统。如他认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又认为“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甚至认为激进主义认定“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等。姜义华认为，如果我们要以保守与激进为思潮分析范式，那我们应该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为“现代化”或“现代性”，即工业文明或市场文明。保守主义就是敌视或无视现代化、留恋农本文明和宗法社会的态度，而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则是认同或赞成现代化、向往市场社会与工业文明的态度。姜义华认为未完成现代化的中国与已经现代化的西方不同，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都立足现代化的平台高度，而中国则没有这种高度。因为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评判坐标不一致，因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第二，论战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不一致，余英时长期生活在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对中国的现代化实际和“文革”没有切实的体会，材料依托主要是官方话语和纸面的东西，因而往往从所谓“激进主义者”的“暴力手段”和“革命话语”来判断是否激进。姜义华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实践，因而力主判断社会思潮激进还是保守的标准应该体现中国的现代化实际，即相对中国获得的现代性而言，是真的激进还是保守，特别应该考虑大众的、尤其是农民的思想实际。

三、论争的蔓延及其原因

“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最初发生在历史学领域，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领域，但迅速扩展到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并且由学术研究发展到对涉关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等众多问题的“论战”，并进一步引发了保守主义、新“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混战。最近的“读经运动”、“新国学运动”、“祭孔活动”等一系列“保守主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这场论战。学术界为此召开了多次讨论会议，但只是加强了思想和学术的多元化趋势，而没有得出任何“定论”，当然，“共识”还是有的，就是要进一步推进研究和反思，进行更多的个案分析和更细致的理论探讨。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学术界莫衷一是。

其一，激进主义主流说。张灏、王元化、李泽厚、陈来、陈平原、萧功秦等持此看法。张灏认为激进主义源于20世纪初出现的“革命崇拜”，导致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20年代到40年代大规模的左转，改革的声音几乎被完全淹没。[22]王元化[23]在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历次改革运动进行反思后认为，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激进主义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认同，主要受到百余年来改革运动的不断更迭失败的刺激和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潮的影响。王元化甚至还认为，“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五四”与“文革”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24]李泽厚认为近代激进主义从谭嗣同开始，其负面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25]陈来指出：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激进主义的口号远远压过了保守主义的呼声。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主导的。“文化大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26]陈平原也认为：“‘反传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27]萧功秦认为以抽象化的理念原则来简单涵盖“问题”、试图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自五四以来直到8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特征。[28]马勇认为中国的发展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超前的实验与改革”，中国总在激进的理念指导下一再寻求“根本解决和彻底解决”。结果，中国旧有的基础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新的基础毕竟一时建立不起来。[29]

其二是保守主义主流说。姜义华认为，从整体上看，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百年中国，“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内部，渗透着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而且，微弱的现代化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所支配的下层社会民众的包围之中。张光芒虽然认为，“五四”与“文革”的确在表层上表现出了某种激进主义的相似性。然而，他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