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像大家所知道“五四”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是值得我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长久纪念的一个伟大的节日！
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学者们对于这个历史上的伟大运动——对于它的过程、性质、起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描述、评价及资料编集等活动。写作的文章和编著的书籍，数量上是相用当多的．如果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大概可以成为资料专柜或者一个小资料库．
这些资料，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值得注意的。甚至于是值得重视的．其中，有的是作者亲身参加活动的回忆，有的是对当时个别事件或问题的探索，有的是对整个运动事件的记述，有的是对它历史意义的揭示，……这些著述合在一起，就可以使人们对这个时期政治的、文化的整体及个别重要的活动得到相当认识、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并且感谢的．
但是，像对别的事物的认识、评断一样，在它得到成果的同时，往往不免有着欠缺、局限．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事物也在不断变化，人们的感应、辨识能力同样在不断前进。“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70年了、在这段历史时期里 中国社会经历着多大的曲折、变迁和进步］知识分子在对这历史事件的认识过程中 怎能够一贯正确、圆满。没有一点缺陷或失误呢？过去学者在对待这段历史事件的掌握、描述或评论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事理上是自然的。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能够正确地发现它，并给以有效的补正．使这种对历史的认识，随着时代前进。在意义上更加完整，更加妥善。
本文执笔的目的，就想对于前人或时人关于“五四”时期这段历史论著的某种欠缺给以补正．它主要是在论述那段时期学术界对于民族传统中的民俗文化所采取的态度、进行的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果——它在当时先个新文化运动里所占有的位置．在“五四”这个非常时期。那些青壮年的学者们的活动对象，正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样．有着内、外向两个方面．内向的 上要是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外向的是对待外国文化问题、在对待固有传统文化这方面，大体上又可分为否定的、破坏的方面 和肯定的、或积极地对待的方面、前者如严厉批判专制制度，封建伦理和正统文艺等；后者如热憎扶植民众口头活语言，赞扬口承文学及优秀传统通俗小说、戏曲等。
多年来 我国学术界关于“五四”时期新文化活动对待传统文比的许五和评论客们重大前一方面．即对于旧制度、旧伦理和旧文艺等的批判上。对于后者则很少或较少涉及。更不必说，把当时学者们对大众语言、口承文艺、通俗小说、民间风尚的见解、评价联成一个整体加以论述、评价了。这不管由干什么原因，现在看来，是应该弥补的一个缺陷。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人们对这个近代伟大的文化史的理解更为全面，更为丰富和深刻。这是我们所应负的责任。本文就希望能在这方面尽点微力。
我今年87岁了（依我国传统算法）。“五四”运动涌起那一年，我已经是个开始懂得人事的十六七岁的青年。当时由于社会风潮的冲击和民族振兴精神的感召，我在故乡的小市镇上组织了救国联合会，从事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活动。并且在学艺方面，从此走上新的道路——在这之前，我曾进过私塾，学习过古诗文。现在回想那段时间犹使人热血沸腾。“五四”时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运动，实在是我的启蒙老师！它的影响长久活在我的精神上和工作中。今天，在比较良好的社会条件下，我执笔撰写这篇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母亲”，尽管因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只能粗略地完成个大概，但决不是无意义的。从祖国学术史方面说，它可能稍稍弥补了上说的那种缺陷，从个人经历说，它是对“历史母亲”略尽虔敬之忱。
二、民俗文化学的兴起
一个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国家，它的社会大都有上下阶级的存在。那些不同阶级的人群，彼此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有明显的区别，在文化上也显然有着“楚河汉界”。从历史文献的资料看，我国至少从商代起就有这种分化的社会状态。自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展，这种阶级分化的状态就更加强化了。到了近代，上层阶级社会的贵族、富豪的文化，跟社会中、下层一般民众的文化不仅是互相区别的，互相对立的，乃至于是互相对抗的。单从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看，情形就很显然。长时期对封建社会（以至于后来的半封建社会）中，那些拥有财产、握有权力的上层人士，他们当然拥有符合自己要求和趣味的正统文学。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和城市人民，他们既然有自己的生活和观感、欲求，也有那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文艺传统，因此，必然也要产生和享有自己的文学。但是，在那样时代里，上层人士，一般都抱有成见，对于这种中、下层的文学，是鄙视的，是否认它的价值的。其它，对于中、下层社会流行习俗、伦理，乃至于作为共同体的重要标志之一的语言（民间语言）也同样受到蔑视。
自然，一个由世代共同生活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由于社会的分化，不同阶级的文化，彼此有互相区别，乃至于互相抗拒的一面；但另外又有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一面。实际的情况是颇为复杂的。但不管怎样，总的说来，前者（即对立面）是主要的，或比较主要的，后者（即联系或渗透）是次要的，或比较次要的。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就存在着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不同层次的问题（不管对待者本人是否意识到）。具体一点说，他肯定或否定的是社会中哪一个层次的文化？是肯定或否定上层社会的文化呢？还是肯定或否定中、下层社会的文化呢？这结果和意义是有区别的。试举个例子。晚清的康有为，是主张改革的一位大人物。他所参与的“百日新政”虽然昙花一现，总算是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反对君主专政、反对科举制度，主张开议会、办新学、振兴工商业，就是要有限度地改革封建制度、文化。但是，他要求实行君主立宪，要保护孔教和旧伦理；至于像“五四”时期那种抨击儒教、正统文学及主张用老百姓口语代替文言等做法是他所反对的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说，康有为等虽然迫于严峻形势，主张有条件地改变上层的文化，但实际是要保存那文化的所有者——上层社会，因此他决不可能用高度热情去赞扬中、下层的文化，甚至把它拥为正统，或让它去代替某些上层文化（像用口语作新诗）。这只是一个例子。但从这里可知道由于立场或主观见解的不同，对于同样的传统文化，结果看法是有差异的。
“五四”时期，那些从事新文化活动的学者们，大都是具有爱国思想和受过近代西洋文化洗礼的。同时他们又是比较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觉得要振兴中国，必须改造人民的素质和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层社会的那些文化。至于中、下层文化，虽然也有坏的部分，但却有许多可取的部分，甚至还是极可宝贵的遗产（这主要是从民主主义角度观察的结果，同时还有西洋近代学术理论的借鉴作用）。尽管在他们中间，由于教养等不同，在对个别的问题上，彼此的看法有参差的地方，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他们在对待传统里中、下层文化的共同态度和活动。为了便于称呼，我把这种学术活动，概括地叫做：“民俗文化学”。这是一个草创的名词，希望在今后人文科学界中的同志们加以酌定。
为了使读者对“五四”时期这方面的学术活动得到上较条理的了解，我把它重要的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于下。
甲、白话升格及方言调查
语言是人们联系共同生产活动、生活事务和表达个人的思维、感受的必需手段。在集体的人们活动中，没有语言这种文化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语言本身既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文化因素，又是别的许多文化因素的载体。所谓“口承
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学者们对于这个历史上的伟大运动——对于它的过程、性质、起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描述、评价及资料编集等活动。写作的文章和编著的书籍，数量上是相用当多的．如果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大概可以成为资料专柜或者一个小资料库．
这些资料，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值得注意的。甚至于是值得重视的．其中，有的是作者亲身参加活动的回忆，有的是对当时个别事件或问题的探索，有的是对整个运动事件的记述，有的是对它历史意义的揭示，……这些著述合在一起，就可以使人们对这个时期政治的、文化的整体及个别重要的活动得到相当认识、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并且感谢的．
但是，像对别的事物的认识、评断一样，在它得到成果的同时，往往不免有着欠缺、局限．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事物也在不断变化，人们的感应、辨识能力同样在不断前进。“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70年了、在这段历史时期里 中国社会经历着多大的曲折、变迁和进步］知识分子在对这历史事件的认识过程中 怎能够一贯正确、圆满。没有一点缺陷或失误呢？过去学者在对待这段历史事件的掌握、描述或评论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事理上是自然的。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能够正确地发现它，并给以有效的补正．使这种对历史的认识，随着时代前进。在意义上更加完整，更加妥善。
本文执笔的目的，就想对于前人或时人关于“五四”时期这段历史论著的某种欠缺给以补正．它主要是在论述那段时期学术界对于民族传统中的民俗文化所采取的态度、进行的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果——它在当时先个新文化运动里所占有的位置．在“五四”这个非常时期。那些青壮年的学者们的活动对象，正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样．有着内、外向两个方面．内向的 上要是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外向的是对待外国文化问题、在对待固有传统文化这方面，大体上又可分为否定的、破坏的方面 和肯定的、或积极地对待的方面、前者如严厉批判专制制度，封建伦理和正统文艺等；后者如热憎扶植民众口头活语言，赞扬口承文学及优秀传统通俗小说、戏曲等。
多年来 我国学术界关于“五四”时期新文化活动对待传统文比的许五和评论客们重大前一方面．即对于旧制度、旧伦理和旧文艺等的批判上。对于后者则很少或较少涉及。更不必说，把当时学者们对大众语言、口承文艺、通俗小说、民间风尚的见解、评价联成一个整体加以论述、评价了。这不管由干什么原因，现在看来，是应该弥补的一个缺陷。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人们对这个近代伟大的文化史的理解更为全面，更为丰富和深刻。这是我们所应负的责任。本文就希望能在这方面尽点微力。
我今年87岁了（依我国传统算法）。“五四”运动涌起那一年，我已经是个开始懂得人事的十六七岁的青年。当时由于社会风潮的冲击和民族振兴精神的感召，我在故乡的小市镇上组织了救国联合会，从事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活动。并且在学艺方面，从此走上新的道路——在这之前，我曾进过私塾，学习过古诗文。现在回想那段时间犹使人热血沸腾。“五四”时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运动，实在是我的启蒙老师！它的影响长久活在我的精神上和工作中。今天，在比较良好的社会条件下，我执笔撰写这篇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母亲”，尽管因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只能粗略地完成个大概，但决不是无意义的。从祖国学术史方面说，它可能稍稍弥补了上说的那种缺陷，从个人经历说，它是对“历史母亲”略尽虔敬之忱。
二、民俗文化学的兴起
一个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国家，它的社会大都有上下阶级的存在。那些不同阶级的人群，彼此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有明显的区别，在文化上也显然有着“楚河汉界”。从历史文献的资料看，我国至少从商代起就有这种分化的社会状态。自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展，这种阶级分化的状态就更加强化了。到了近代，上层阶级社会的贵族、富豪的文化，跟社会中、下层一般民众的文化不仅是互相区别的，互相对立的，乃至于是互相对抗的。单从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看，情形就很显然。长时期对封建社会（以至于后来的半封建社会）中，那些拥有财产、握有权力的上层人士，他们当然拥有符合自己要求和趣味的正统文学。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和城市人民，他们既然有自己的生活和观感、欲求，也有那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文艺传统，因此，必然也要产生和享有自己的文学。但是，在那样时代里，上层人士，一般都抱有成见，对于这种中、下层的文学，是鄙视的，是否认它的价值的。其它，对于中、下层社会流行习俗、伦理，乃至于作为共同体的重要标志之一的语言（民间语言）也同样受到蔑视。
自然，一个由世代共同生活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由于社会的分化，不同阶级的文化，彼此有互相区别，乃至于互相抗拒的一面；但另外又有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一面。实际的情况是颇为复杂的。但不管怎样，总的说来，前者（即对立面）是主要的，或比较主要的，后者（即联系或渗透）是次要的，或比较次要的。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就存在着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不同层次的问题（不管对待者本人是否意识到）。具体一点说，他肯定或否定的是社会中哪一个层次的文化？是肯定或否定上层社会的文化呢？还是肯定或否定中、下层社会的文化呢？这结果和意义是有区别的。试举个例子。晚清的康有为，是主张改革的一位大人物。他所参与的“百日新政”虽然昙花一现，总算是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反对君主专政、反对科举制度，主张开议会、办新学、振兴工商业，就是要有限度地改革封建制度、文化。但是，他要求实行君主立宪，要保护孔教和旧伦理；至于像“五四”时期那种抨击儒教、正统文学及主张用老百姓口语代替文言等做法是他所反对的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说，康有为等虽然迫于严峻形势，主张有条件地改变上层的文化，但实际是要保存那文化的所有者——上层社会，因此他决不可能用高度热情去赞扬中、下层的文化，甚至把它拥为正统，或让它去代替某些上层文化（像用口语作新诗）。这只是一个例子。但从这里可知道由于立场或主观见解的不同，对于同样的传统文化，结果看法是有差异的。
“五四”时期，那些从事新文化活动的学者们，大都是具有爱国思想和受过近代西洋文化洗礼的。同时他们又是比较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觉得要振兴中国，必须改造人民的素质和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层社会的那些文化。至于中、下层文化，虽然也有坏的部分，但却有许多可取的部分，甚至还是极可宝贵的遗产（这主要是从民主主义角度观察的结果，同时还有西洋近代学术理论的借鉴作用）。尽管在他们中间，由于教养等不同，在对个别的问题上，彼此的看法有参差的地方，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他们在对待传统里中、下层文化的共同态度和活动。为了便于称呼，我把这种学术活动，概括地叫做：“民俗文化学”。这是一个草创的名词，希望在今后人文科学界中的同志们加以酌定。
为了使读者对“五四”时期这方面的学术活动得到上较条理的了解，我把它重要的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于下。
甲、白话升格及方言调查
语言是人们联系共同生产活动、生活事务和表达个人的思维、感受的必需手段。在集体的人们活动中，没有语言这种文化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语言本身既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文化因素，又是别的许多文化因素的载体。所谓“口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