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种意见，在以后一段时期内，指导着学界这方面的收集、研究活动。
《歌谣》周刊，不但每号都刊登歌谣材料，同时也登载探索和讨论等理论文章——还有理论译文。在所刊的百数十篇长短不一的这类文章里，对于歌谣学、民间文艺学乃至于民俗学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或比较深入的探索和解答。这是我国这门新学科一桩可贵的财富，其中有些意见，到现在还是值得回味的。
周刊在开始一段时间，刊载的资料和讨论的问题，比较局限于歌谣范围。后期扩大内容，传说故事、通俗小调及风俗习尚也包括在内。这种趋势，是自然发展而成，并不是由于个别参与者的私人意图（记得文革前，有位学者对这种现象表示不满，好像是《歌谣》周刊的退步，这种意见，真不敢附和了）。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由于文化界人士的醒觉，新思想、新学术的浪潮一时汹涌。歌谣运动也在广泛展开，各省报刊，不但刊载新政论，新学理论文及新文艺作品，同时也登载本地歌谣，或转载这类材料。记得当时我们广东的省报《群报》及地方日报，都开辟有“歌谣”这一栏。我开始注意这种野生的文艺，就是从那里引起的，稍后才直接看到《歌谣》。出版界也纷纷出版这方面的集子，如《各省童谣集》（商务印书馆）、《民谣集｝）（泰东图书局），乃至于《童谣大观》（广益书局，《歌谣》周刊上曾载有批评它的文章）。当时有些教育机关，也编印这类集子，如江苏第一师范所出的《儿歌集》（1923），就是一个例子。民间故事的搜集、刊载，也渐渐成为风气，突出的例子，如《妇女杂志》，就在第七卷（1921）里刊登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语丝》（1923）也在这方面加以提倡。总之，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活动在当时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影响是相当广大的（20年代后期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及杭州学界的中国民俗学会等等的兴起和活动，都跟它有密切关系）。
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的贡献成果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取出两点，稍加论述，以概其余。那就是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搜集、研究和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先谈孟姜女故事研究。
孟姜女故事，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之一。顾颉刚抓住这个好题目，用狮子搏兔的劲头去广泛收集资料，精心进行探索。他在周刊上，首先发表了那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这篇填满了整整一号周刊篇幅的文章，虽然还只是全文的上半部（这论文的完整的形式，是后来刊登在《现代评论M周年增刊》的《孟姜女故事研究》1921．l），但是它却在当时学术界射出一道强光。作者在论文里，把唐、宋以来流行的孟姜女传说追溯到东周时代的杞梁妻故事。他沿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叙述了故事随着社会形势、民众心理而或小或大地变化着的情况。从一个阻止非礼郊吊的杞梁妻变为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这故事实在离奇，似乎有些使人难以相信。但当年这位年青的历史学家，同时是一位忠实的考证家。他不仅博学，也善于慎思明辨，他用了极丰富的资料和认真的态度做出了坚实的结论。直到现在，国内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这个结论在表示怀疑。但不能提出什么真正有力的论据。我是相信作者的判断和论证的可靠性的（参看拙作《评介一位苏联汉学家的神话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三期，1988．5）。
该论文刊出后，作者又就一些跟故事有关的问题，写了几篇小论。并把它和读者的通信及他们提供的各种资料（歌曲、传说、记述等），在《歌谣》上刊行了几个专号（这些，后来作者还把它编成3个册子，在中山大学作为民俗丛书印行）。
回想这篇故事论文发表时的情形是有意思的。论文一刊出，就引起了学界的震动。许多学人从心里感到惊异、钦佩，大家忙着给作者写信表示赞赏，并提供所知道的资料。现在我们试看看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的刘半农（他当时正在巴黎留学）的信里所表白的意见：“在《歌谣》六十九号中看到《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歌谣》周刊第八三号，1925．3．22）这话初看起来好像有些夸张，但从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查考起来，却是一种实在话语（但这并不是说顾氏的论文已经尽善尽美了）。
现在再谈董氏的论文《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这篇论文，是作者“从一万多首的歌谣中，……选出四十五首同母题的歌谣”（“隔着帘子看见她”），加以考察分析、综合，得出（甲）风俗，（乙）方言，（丙）文艺三方面的概略情形。在整理过程中，他曾经过取材、分地、考订等手续。作者的分析眼光是很细致的。例如关于风俗方面，他对作品中“女子服装”的分析，就得出从北京的、南京的、直到绩溪的，共12类。又如关于文艺方面，他根据同类型作品的结构，为分5段，每段都列举了那些作品的实际状态并加以比较和说明。这种分析、比较的结果，使读者能够窥见同一类型歌谣，对同一事情所描写的各自形态。作者的手腕并不仅长于分析、比较，他也颇善于综合说明。例如他在对方言方面的总述中说：
由分地整理之结果，可以知语言的变迁与歌谣有同样的关系。……甲地和乙地的歌谣相同，就是甲乙两地语言相通的证据；歌谣不同，也可以说就是语言不通。……一山相隔，歌谣便自不同，一水相通，歌谣便可传布。就这一首（按：应说“这一类型”）中，已经可以窥见。以后我们只努力的采辑歌谣，同时就是调查方言的根本大计了。（《歌谣》周刊，63号， 1924．10；12）
这篇关于同一类型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论文，还有别的一些优点，这里就不再琐琐细说了。它刊出后也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倾心。它可说是自北大搜集发表歌谣五年多以来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跟前文所介绍的关于孟姜女的研究，先后辉映，堪称这时期口承民间文艺学上的“双壁”。由于它们的诞生和存在，使我们这门新的人文科学有了比较坚牢的基础，在那稍后的一段时期里，一些新产生的故事、歌谣的研究性文章，不少是从它们得到启发或方法上的借鉴的。这就证明它们在当时学界所具有的意义了。在材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歌谣研究会的工作也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上面说到的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这部材料，原来分期刊载于《歌谣）｝周刊，后来才汇印成专册。它的取材虽然稍杂（除了大量朴素的口头歌谣，还收有一部分城市妇女吟诵的唱本式一类的作品），但是在注释的精细上是值得称赞的。特别编者所撰的《写歌杂记》十章，其中像《起兴》、《撒帐》等都是在歌谣学上颇关重要的文字。此外还有魏建功的《读歌札记）、《吴歌声韵类）｝、疑古（钱）玄同的《苏州注音字母草案》及《歌谣中标字的讨论》（沈兼士、顾颉刚）等附录，胡适、疑古玄同、刘复、俞平伯的序言。前者大都跟这部歌谣本身语言、声韵等有密切关系，后者也大都“言之有物”，足供参考的。一个民间文学的资料集有这样的详密注解及辅助的资料和理论，不但在当时是空前的，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第二部。它的科学性是不容埋没的。
“五四”后期，是口承文艺学活动相当兴旺的时候，理论方面，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有那些书面化了的古代民间歌谣的被重新提出和推崇。关于这，我们只要举出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卯’讲义（1921）和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192）便可见一斑了。《国语文学史》是那些时期胡氏在北京、天津等地国语讲习班的讲稿。讲者在讲义里，阐述了他对中国白话与文言的离合历史和白话文学发展的情况
《歌谣》周刊，不但每号都刊登歌谣材料，同时也登载探索和讨论等理论文章——还有理论译文。在所刊的百数十篇长短不一的这类文章里，对于歌谣学、民间文艺学乃至于民俗学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或比较深入的探索和解答。这是我国这门新学科一桩可贵的财富，其中有些意见，到现在还是值得回味的。
周刊在开始一段时间，刊载的资料和讨论的问题，比较局限于歌谣范围。后期扩大内容，传说故事、通俗小调及风俗习尚也包括在内。这种趋势，是自然发展而成，并不是由于个别参与者的私人意图（记得文革前，有位学者对这种现象表示不满，好像是《歌谣》周刊的退步，这种意见，真不敢附和了）。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由于文化界人士的醒觉，新思想、新学术的浪潮一时汹涌。歌谣运动也在广泛展开，各省报刊，不但刊载新政论，新学理论文及新文艺作品，同时也登载本地歌谣，或转载这类材料。记得当时我们广东的省报《群报》及地方日报，都开辟有“歌谣”这一栏。我开始注意这种野生的文艺，就是从那里引起的，稍后才直接看到《歌谣》。出版界也纷纷出版这方面的集子，如《各省童谣集》（商务印书馆）、《民谣集｝）（泰东图书局），乃至于《童谣大观》（广益书局，《歌谣》周刊上曾载有批评它的文章）。当时有些教育机关，也编印这类集子，如江苏第一师范所出的《儿歌集》（1923），就是一个例子。民间故事的搜集、刊载，也渐渐成为风气，突出的例子，如《妇女杂志》，就在第七卷（1921）里刊登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语丝》（1923）也在这方面加以提倡。总之，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活动在当时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影响是相当广大的（20年代后期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及杭州学界的中国民俗学会等等的兴起和活动，都跟它有密切关系）。
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的贡献成果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取出两点，稍加论述，以概其余。那就是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搜集、研究和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先谈孟姜女故事研究。
孟姜女故事，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之一。顾颉刚抓住这个好题目，用狮子搏兔的劲头去广泛收集资料，精心进行探索。他在周刊上，首先发表了那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这篇填满了整整一号周刊篇幅的文章，虽然还只是全文的上半部（这论文的完整的形式，是后来刊登在《现代评论M周年增刊》的《孟姜女故事研究》1921．l），但是它却在当时学术界射出一道强光。作者在论文里，把唐、宋以来流行的孟姜女传说追溯到东周时代的杞梁妻故事。他沿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叙述了故事随着社会形势、民众心理而或小或大地变化着的情况。从一个阻止非礼郊吊的杞梁妻变为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这故事实在离奇，似乎有些使人难以相信。但当年这位年青的历史学家，同时是一位忠实的考证家。他不仅博学，也善于慎思明辨，他用了极丰富的资料和认真的态度做出了坚实的结论。直到现在，国内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这个结论在表示怀疑。但不能提出什么真正有力的论据。我是相信作者的判断和论证的可靠性的（参看拙作《评介一位苏联汉学家的神话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三期，1988．5）。
该论文刊出后，作者又就一些跟故事有关的问题，写了几篇小论。并把它和读者的通信及他们提供的各种资料（歌曲、传说、记述等），在《歌谣》上刊行了几个专号（这些，后来作者还把它编成3个册子，在中山大学作为民俗丛书印行）。
回想这篇故事论文发表时的情形是有意思的。论文一刊出，就引起了学界的震动。许多学人从心里感到惊异、钦佩，大家忙着给作者写信表示赞赏，并提供所知道的资料。现在我们试看看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的刘半农（他当时正在巴黎留学）的信里所表白的意见：“在《歌谣》六十九号中看到《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歌谣》周刊第八三号，1925．3．22）这话初看起来好像有些夸张，但从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查考起来，却是一种实在话语（但这并不是说顾氏的论文已经尽善尽美了）。
现在再谈董氏的论文《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这篇论文，是作者“从一万多首的歌谣中，……选出四十五首同母题的歌谣”（“隔着帘子看见她”），加以考察分析、综合，得出（甲）风俗，（乙）方言，（丙）文艺三方面的概略情形。在整理过程中，他曾经过取材、分地、考订等手续。作者的分析眼光是很细致的。例如关于风俗方面，他对作品中“女子服装”的分析，就得出从北京的、南京的、直到绩溪的，共12类。又如关于文艺方面，他根据同类型作品的结构，为分5段，每段都列举了那些作品的实际状态并加以比较和说明。这种分析、比较的结果，使读者能够窥见同一类型歌谣，对同一事情所描写的各自形态。作者的手腕并不仅长于分析、比较，他也颇善于综合说明。例如他在对方言方面的总述中说：
由分地整理之结果，可以知语言的变迁与歌谣有同样的关系。……甲地和乙地的歌谣相同，就是甲乙两地语言相通的证据；歌谣不同，也可以说就是语言不通。……一山相隔，歌谣便自不同，一水相通，歌谣便可传布。就这一首（按：应说“这一类型”）中，已经可以窥见。以后我们只努力的采辑歌谣，同时就是调查方言的根本大计了。（《歌谣》周刊，63号， 1924．10；12）
这篇关于同一类型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论文，还有别的一些优点，这里就不再琐琐细说了。它刊出后也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倾心。它可说是自北大搜集发表歌谣五年多以来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跟前文所介绍的关于孟姜女的研究，先后辉映，堪称这时期口承民间文艺学上的“双壁”。由于它们的诞生和存在，使我们这门新的人文科学有了比较坚牢的基础，在那稍后的一段时期里，一些新产生的故事、歌谣的研究性文章，不少是从它们得到启发或方法上的借鉴的。这就证明它们在当时学界所具有的意义了。在材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歌谣研究会的工作也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上面说到的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这部材料，原来分期刊载于《歌谣）｝周刊，后来才汇印成专册。它的取材虽然稍杂（除了大量朴素的口头歌谣，还收有一部分城市妇女吟诵的唱本式一类的作品），但是在注释的精细上是值得称赞的。特别编者所撰的《写歌杂记》十章，其中像《起兴》、《撒帐》等都是在歌谣学上颇关重要的文字。此外还有魏建功的《读歌札记）、《吴歌声韵类）｝、疑古（钱）玄同的《苏州注音字母草案》及《歌谣中标字的讨论》（沈兼士、顾颉刚）等附录，胡适、疑古玄同、刘复、俞平伯的序言。前者大都跟这部歌谣本身语言、声韵等有密切关系，后者也大都“言之有物”，足供参考的。一个民间文学的资料集有这样的详密注解及辅助的资料和理论，不但在当时是空前的，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第二部。它的科学性是不容埋没的。
“五四”后期，是口承文艺学活动相当兴旺的时候，理论方面，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有那些书面化了的古代民间歌谣的被重新提出和推崇。关于这，我们只要举出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卯’讲义（1921）和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192）便可见一斑了。《国语文学史》是那些时期胡氏在北京、天津等地国语讲习班的讲稿。讲者在讲义里，阐述了他对中国白话与文言的离合历史和白话文学发展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