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8)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尚,尽管跟后代的比较起来,它是很不同的。从文献上看先秦书籍里,已经有不少古俗的记录,连关于风俗(特别是人与人交际的仪礼之类)的思考、概括的言论也有了,虽然大都是断片的。汉代是我国武功文治发达的时代,对民族重要文化之一的风俗现象的记录、评论的著作也出现了。例如东汉思想家王充,他是民间信仰、习俗的批判者,但他也是这方面资料的保存者。到了东汉末,专门述评风俗的著作也出来了。那就是应劭的《风俗通义》(后代简称《风俗通》)。至于两汉时期的正史(如《史记》、《汉书》)、地方史(如《蜀王本纪》、《吴越春秋》)等著作,其中包含了一定分量的民俗资料就不用细说了。

汉代以后,风俗的专著陆续出现。如晋周处的《阳羡风土记》(或简称《风土记》)、梁宗稟的《荆楚岁时记》以及隋杜台卿的《玉烛宝典》等。南宋、元初,关于汴京、杭州的朝野风俗,竟产生了几部专著(其中有的篇幅是比较短小的),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及《武林旧事》,都是我国风俗史及风俗学史上的贵重著作,即在世界风俗史文献里也是占有相当位置的。明清以来,风俗志一类专著 不断涌现,其记述对象且由国内扩展到国外了。

  到了近代,国内外交通比较畅达,民主思想抬头和欧。 美、日本等有关学术的输入和刺激,以及文字发表、印刷的便利等原因,使我国这方面的著述,时相当活跃。但也 多限于材料记录(一般还是零碎的记录),理论、探究及比较系统的著作还未出现。1911年末,张亮采发表了他编著的《中国风俗史》。这是中国风俗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220页)、观点也有可以商酌的地方。但因它出版较早,且具有一定系统,所以颇值得注意。现在试看看我国这位风俗史的首创者的一些意见。他说:

  至于人类,则渐有群;而其群之多数人性情、嗜好、言语、习惯,常以履月经年,不知不觉,相演相嬗,成为一种之风俗。而入其风俗者,必不免于为所熏染而难出其界限之外。记日:“礼从宜,事从俗。” 谓如是则便,非是则不便也。(引自《中国风俗史?序例》,商条印书馆,1912)

  这些话,对于一般风俗、习尚的形成过程及风俗对人们的拘束力的解说,大体上是妥当的。过去长时期封建社会里,士大夫们惯于用圣人、帝王风化、政教的观点去解说和规范风俗,比较起来,张氏的说法已经稍近于科学了。

  从民俗文化学的要求看,张氏的话只是从旧风俗观到新风俗观的一只渡船,或者说是一曲前奏。“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也是新文学运动的后一年,北大歌谣征集处的搜集和发表歌谣,是关于民俗文化这门新科学的真正发端。因为歌谣、谚语本身就是一种民俗现象,甚至于是相当重要的民俗现象,欧洲一些国家的近代民俗学活动,最初大都是从搜集歌谣或民间故事等开始的;其次,歌谣是以活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口承文学,同时又是别的许多民俗事象的载体。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歌谣研究会成立后,特别是《歌谣》周刊刊行后,所以接着要成立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都跟这种道理有一定关系。

  由于上述原因,像前文所提到的,《歌谣》周刊在《发刊词》里就明白说道:“我们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即民俗学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需几个有志未遂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至少是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周刊第一号,1922,12,17)

  从《歌谣》创刊第一号开始登载的《本刊启事》之二就声明投稿的范围:“本刊欢迎关于歌谣、谚语和民间风俗的论文。”以后一段时间内,周刊刊登的材料及研究、讨论等理论文字,虽然大抵是关于歌谣及谚语方面的,但在一些通讯、讨论文字里,也常提到民俗学(例如该刊26号上所载答复俄国学者伊凤阁的信里所说:“学术的研究当采用民俗学”之类)。自49号以后直至停刊,大量兼载方言、民俗、故事乃至通俗文学的文章,并刊出了“婚姻”、“腊八粥”、“方言标音”等几个专号。正像后来容肇祖在一次讲演里所说:“《歌谣》周刊自49号起,虽未曾改名(按以前有人建议改名),而实在是民俗周刊了。”

  由于客观的需要,和张竞生、常惠等人的倡议及努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了风俗调查会。时间是1923年5月。当场决定三种调查方法:(1)书籍上的调查,(2)实地调查,(3)征集器物。

  调查会并通过张竞生所拟的风俗调查表,印发出来去征集资料。但该会直到次年(1924年)5月才正式通过会章。这是我国现代最初的民俗学机构。在该会成立之前,曾发出征求会员启事,开头说:

  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现民族文化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之良好材料。晚近以来,欧西学者极为重视。1878年英国首先设立民俗学会于伦敦。现在美、法、瑞士…?等国亦均设立团体,从事探讨。我国学者,记民众事故,大抵偏重礼制,即论风俗,琐碎不全,能为有系统之研究者盖少。

  又如调查表里“旨趣”等七条说:“搜罗材料,当用科学的方法,即是实地调查。实事求是,不可捕风捉影”,第八、九条说:“调查人对于本地的风俗,应该就事直书,不可心存忌惮或掩饰”,“调查时如能附带收集各地特别器物更佳”。从当时风俗调查会文件里摘出来的这些话,可以使我们约略窥见那些倡导者从事这项新学术工作的宗旨、抱负和采取的方法。尽管因为种种不利条件,这项事业当时没有收到比较理想的成果;但是,他们的企图的活动,他们留在学术史上的足迹,是不可消灭的。

  北大风俗调查会,虽然存在年月不长,但它却派人在北京及其附近进行了几次风俗调查,据说“俱有很好的搜集的材料”。而妙峰山庙会调查,却是成绩更大的。现略作介绍。

  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80里的地方,是仰山的主峰,也是北京一带的“香主”。山顶府把天仙圣母碧霞君。据说,她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解放前,每年阴历四月初到十五,朝山进香的人很多。在旺盛的日子去的有好几万人。他们不仅来自京兆、天津、保定,甚至于旅京南方妇女来的也不少(依据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妙峰山》第一页的叙述)。1924年,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和庄严五位,受风俗调查会的委托,从四月初八到初十,去山上进行了3天的考察。回京后,他们各人都写了文章,在当时《京报副刊》(孙伏园主编)上发表,一时颇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招来了一些学者的回响。

  1927年冬,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民俗学会成立。次年开始印行丛书。顾颉刚编刊了那著名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之后,又编辑了他们所写的妙峰山调查文章,并附上一些其他学者(如江绍原、白涤洲、博彦长等)的有关文章,同时还邀请了当时中大文学院的同事何思敬、崔载阳两教授添写了意见,结集成一部专著,简名《妙峰山》,于1928年7月出版(此书国内久绝版,年来上海有影印本发行)。

  妙峰山香会是当时(及那以前的一段时期)河北一带的大香会之一。这种香会,虽然主要是宗教信仰活动,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的社会、文化活动。我们那些年青的民俗学者,在亲身参与这种非常的民众活动之后,认识到“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民众)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象;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的一条大路”。换一种说法是“他们储蓄一年的活动力,在春夏间作出半个月的宗教事业,发展他们的信仰、团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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