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民俗学者，为了考虑到在当时学界可能对他们参与群众的宗教活动并公开发表调查记录的事情会产生误解，为了辩护，他们指出这种作法的两点意义，一是为有利于社会运动的，另一是为有益于研究学问的。要达到这两种目的，都必须了解民众。而参加、调查他们的香会，正是了解他们的绝好机会（《妙峰山》第四一八页）。这种意见，不管从当时或者从现在看，都是相当合理的。
当时和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那些具有现代学术观点的学者，对于这种风俗调查及其成果，都表示赞赏，并且就各人的学术专业观点给以评论。例如宗教学者江绍原、艺术学者傅彦长、社会学者何思敬（解放后他以国际法学专家身份从事这方面的发言活动）、心理学者崔载阳等，大都是这样的。现在试举一二例。
江绍原说：“汉族的法术宗教现象的调查、研究我们自然责无旁贷的。”他认为法术宗教这种文化事实的研究从时间上看，可分为前史的、历史的和现在的，从社会阶级看，可以分为上等社会的和民众的。前史的、历史的研究，有的已见萌芽，有的已有专家（如陈垣），而现在的、民众的宗教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不能不妒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和顾先生，……又不能不祝贺他们”。他在同一文章里，还畅谈了对于过去士大夫的礼和民间的礼（俗）的差别等问题（参看江绍原《北大风俗调查会（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妙峰山》第二三—一二四二页）。
再看看何思敬的意见。他在读进香专号的文章里，称赞妙峰山专号，是打破那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所谓“暮气”，主要指的是现在智识分子对民众宗教生活的缺乏知识和冷寞态度。在上引那句话之后，作者接着说：“不特关于民间，科学的调查（这）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这全靠此专号作者们的同心协力，尤其颉刚先生的精敏周到。他在专号中确是一个最忠诚的调查者。”在下文中，他论述了风俗调查有三种困难，并提出碧霞君这位女神的起源，可能与原始农业有关的敏锐假想等，都是很有学术意义的，特别是后一点。（何思敬《读妙峰山进香专号》，《妙峰山》第二五O页）
何氏这篇读后记里所述关于知道进香专号主要作者顾氏的那一段回忆文字，尤使我读了长久不能忘记。他说，在他和顾氏见面的前一年半（按：当时，他还在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部学习），他本来不知道国内学术界的情形。有一天，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告诉他中国有新国学发生。他为好奇心所驱使，就从东洋文库借了七、八本北大国学厂周刊到寓中翻读了一遍，从中发见了颉刚先生的1926年的“始刊同”及另外数篇，后来又见他的孟姜女研究前篇，忽然他的心境好像来了一阵暴风，觉得中国学术界起了革命。于是，从几本北大周刊的知识，写作一篇介绍文章，刊载在《民族》杂志上，意在告诉日本的民俗学界、民族学界，使他们知道我们也有跟他们同样的新学术运动发生。从此之后，颉刚先生的姓名也就永刻在他的记忆中了（参看《读妙峰山进香专号》，《妙峰山》第四八一四九页）。这段轶话虽然长了些，但我还是把它转述了。因为它决不只是顾、何二人学术上的关系故事，也不限于跟妙峰山风俗调查有关。它是跟我国现代民俗学史有关的一段记载，并且关联到中、日这种学术交流的史迹。
以上略述了从歌谣征集处开始到妙峰山香会的调查活动（以及学界对它的评价）的过程和成果。它是我国现代民俗学活动富有气势的开端，也是当时整个民俗文化学兴起的一个有力部分。
四、结论
以上两节。论述了“五四”时期新文学界对民俗文化进行考察、探索和评价、表彰等活动及其成果。虽然不够详尽，但总算画出一个概貌了。
这些对民众语言到一般民俗事象的学术活动，自然是彼此相对地独立的。它们各有自己的对象范围、处理过程乃至于社会作用等。但是，从另一力面看，它们义互相关联、互相照应，乃至于有着某种共同点的。聚集起来，就成为一个系统。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整个新文化运动看做一个大系统，那么，民俗文化学活动，却又是它的一个小系统了。
这种以民俗文化为对象的学术活动系统（或小系统），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要弄清这点，必须要先弄清整个新文化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在当时就有人给以指出了，就是大家知道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陈独秀语，这是他当做《新青年》的“罪状”提出来的）。到了抗日战争前期，毛泽东同志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性质提出了三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参看《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比较完整，就是比较更能包括这段历史时期文化活动的特点。它对我们所论述的“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活动的性质也基本适用。我们就根据它来略述一下（三点次序稍有变更）。
首先关于民族性。这个性质在民俗文化学上的体现，有两方面。一是资料方面，一是学者意识方面。前一方面，情形更为显然。民俗文化学所处理的对象，即民众语言、口头文艺、通俗文学，以及风俗习尚等大都是民族文化事象。它是广泛地存在、流传于民族众多成员中的。它体现着民族社会生活及其多数成员的思想、感情和创造能力。19世纪末，那位意大利学者G?韦大列在他所收集、译注的北京歌谣集的序言上，曾经预言：“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韦氏编译《北京歌谣》（Pekinese Rhymes，1896）序言，这里借用《歌谣》周刊《发刊词》上的译文）这种认为新的文学创作不能离开民族广大成员的民间文艺传统的哺育的观点是有卓见的。同时它也证明那些歌谣之类的民间文学，怎样具有民族的特性了。而搜集歌谣，正是现代民俗文化学的开端，是以后它许多活动的先驱。
民族性的另一个体现，是在那些学者们的思想、意识上。“五四一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活动，是这时期民族独立、自尊意识的突出表现。而这种民族意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各方面也大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民俗文化学，因为它对象特点的关系，这种性质表现得更为明显。像前节曾经提到的江绍原那篇谈妙峰山进香的文章里，在所引用的那句话前面）他写道：
中国境内的铁路、矿山，如果我们要求由中国人自己建筑、开采，同样，中国境内的“法术宗教”现象我们也该要求由中国人自己调查、研究……此外，建筑、开采和调查、研究，于一国人精神上的意义，实在比建筑、开采的成就和调查、研究的结果，更属重要。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开创新学术事业的识见和抱负。在《歌谣》周刊发行的前期，该刊最热心的编者之一常惠，在他与卫蔚文的通讯里，彼此都感觉到搜集、整理和刊行歌谣，这种事业下能只让外人去做．而我们自己却不动手。由于当前那样情形的存在，使他们“不能不挥把汗。”（参看《歌谣》周刊．第四号，1923，l，7） 我自己近年在追思那些时期开始收集口头文艺和民俗资料的原因时，觉得当时报刊纷纷多登载这类资料固然起了逗引作用，但从我本身的内因看，主要还是那种民族自尊意识在起支撑作用。因为那些时期，自己多少知道一些外国学者（？）已经在我们这块园地里动过犁锄。作为中国的学人怎么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