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就是在同一说普通话的地区，也不免各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词汇，至于方音的差异就更为普遍了。这些都是值得语言学家、国语学家们注意的。何况方言学，在我国学术史里，还有较早的历史源泉呢。
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于 1922年把本来独立的歌谣研究会收编了进去，为了工作需要，又继续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歌谣是“方言的诗”（有人更进一步，说它是“方音的诗”），歌谣和方言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歌谣》周刊刊行后，学者在收集、整理和探究上自然要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早在《歌谣选》时期，就派定了负责审音的人（沈兼士、钱玄同）。《歌谣》周刊出版后，曾陆续发表过这一类的文章，例如《歌谣与方言调查》（周作人）、《歌谣与方音问题》（董作宾）等。方言调查会成立前夕出版的《歌谣增刊》（1923．12．17）更集中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有钱玄同、黎锦熙、魏建功等的论文。但是，从理论上看，更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和沈兼士的文章。林氏论题是《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沈氏论题是《今后研究方言的新趋势》。
现在且约略介绍沈文的大旨。他的文章主要目的在总结我国过去方言学的成就与缺点，并进一步论述新方言纵的研究和横的研究，最后指出古今方言研究的不同点：
（一）向来的研究只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意言语；
（二）向来只是片段的考证，现在须用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
（三）向来是孤立的研究，现在是利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风俗学……等科学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
这些意见，现在看来，虽然没有多少特殊的地方，但是在60多年前的学术界，无疑是相当新颖的，是对于青年学者有指导意义的。
方言调查会研究任务的指出，固然由于歌谣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直接需要，但作为新国故（用现在的术语说是“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研究对象的一方面（民族方言学），它本身正是不容忽视的。这点从林、沈等教授的论文所阐述就可以明了。方言调查会成立（1924年1月）后，作为这方面的负责者，林语堂又在《歌谣》上发表了具有纲领性的文章：《宣言书》。在该文里，他举出调查会应做的事件和考察的问题，一共有7点：1．制成方言地图，2．考定方言音声，3．调查殖民历史，4．考定苗彝异种的语言，5．依据方言的材料反证古音，6．扬雄式的词汇调查，7．方言语法的研究（《歌谣》周刊47号，1924、3、16）。这7点，扼要地概括了方言的调查。研究的主要任务，跟上文所提到的作者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以及后来发表的《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叙言》（《歌谣》周刊55号“方言标音专号”，1925．5．18）3篇文章，从研究观点、方法到实际作业项目等在当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北大方言调查会成立后，虽然成绩不大，但已经粗略地建立起这种新人文学科。在当时它是新语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正在兴起的民俗文化学的一个分支。这个有相当意义的学术活动，后来似乎很少被学人提起过。
乙、口承文艺的发掘
在我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广大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人民，因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学习文化，因此，一般不能享受文字的阅读和写作。但是，像前节所指出，他们既是同样经营着社会生活的人，又有着自己固有的一套文艺传统与文化传统。他｛fi既不能没有观感、思索、想象及欲求，就不可能不产生和享有自己的一套文学，以语言表现和传播的口承文学，分言之，就是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谜及小戏等。这种野生文艺，在创作和传播上，也有一些脱产或半脱产的民间艺人，但是更多的是一般业余的作者或说唱者。由于他们缺少丰富的文化修养和专业训练，也由于没有更多的功夫去琢磨，他们的文艺作品，往往不免显得简单、粗糙。但是，如果我们排除士大夫的传。统成见，那么，在民间的文艺的海洋里，也不难发见那些光彩照人的珍珠宝贝。因为口承文艺，大都是民众业余的创作，它较少专业作家的那种匠气，或别有用心（如借以求名求利的思想等）。换句话说，它一般比较真实、朴素、纯洁，而这些正是伟大文艺最可宝贵的品格；更何况口承文艺作为广大民众的生活写照和心灵声音，它还有重大的社会史、文化史的价值呢？
但是，在过去长时期的社会里，这种带着泥土气和汗酸味的野生文艺，是被当时的上层社会分子，待别是那些自命风雅的士大夫们所蔑视，乃至于厌恶的。自然，也有些例外的情形。例如诗三百篇里的《国风》，汉、魏六朝的乐府民间诗歌。但这是有着特别原因的。十五国风的所以被尊重，主要由于它被收录在儒家经典里，并且据传说，那种经典是经过孔圣人编选过的。汉、魏乐府民歌的被注意，主要也不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曾经前代朝廷官署保存或学者著之文献。古代民众口承文艺所以保存得太少（站不论那保存下来的大都要经过文人的“手术”），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看来，这正是民众的，乃至于人类的文化史的一种厄运。
明代中叶以后，有少数知识分子，逐渐能够看到民歌、笑话等的好处，加以称赏或收集（例如杨慎、李开先、冯梦龙等人所为）。那些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已经透露了新的曙光，因而士人的心智也有了一种朦胧的醒觉。即使这样，上述那种情形还是仅限于少数人。
到了近代，特别是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政局的危迫，由于西洋文化、学术的传播和激发。不少有识之士（他们大都受过西洋文化的教育、影响和具有一定的国家、民族的意识），他们开始认识到民众文化（包括文艺）的意义、价值，或加以评论（如鲁迅、蒋智由等对于神话的言论），或加以利用（如敖嘉熊运用山歌形式以传播新思想）。同时也有些旧式的学者出于对乡土的感情（或者并有对民间文艺本身的由衷喜爱），收集、整理了家乡的歌谣、谚语（如范寅的编印《越谚》）。到了民国初年（“五四”的前夕），受了英国人类学派理论影响的周作人，便连续写作了《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及们L歌之研究》等论文（这些文章初发表于绍兴教育专刊等，后收入作者文集们L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在这前后鲁迅也发表了号召建立国民文艺研究会的文章。（参见《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7卷）他们兄弟还亲自采录歌谣或并征集童话。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了。
1917年的春天，是中国学艺上疾雷惊蛰的春天。“文学革命”的呼声和新诗创作的实践，很快唤起了青年们的醒觉。第M年（1918）的春天，由刘半农、沈尹默的建议，蔡元培的支持，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他们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附刊《歌谣选》，并发表《征集近世歌谣简章》。两年后，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到1923年冬，北大建校25周年纪念日，该会编印《歌谣》周刊。开始仍附于《北大日刊》，25期后，才独立发行。这个周刊，一直出到96期（其实是97期）。因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刊，歌谣等稿子并入其中，《歌谣》才告停刊。
北大歌谣研究会，除了广泛收集歌谣和发行周刊之外，在那些时期，还编印了《吴歌甲集》（顾颉刚）、《看见她》（董作宾）等歌谣丛书。
《歌谣》周刊一开始，就在《发刊词》（1922年12月27日）上表明了收集这种口头文艺的目的。共有两点，一是学术的（按即民俗学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一是文艺的。“从这种学术的资料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
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于 1922年把本来独立的歌谣研究会收编了进去，为了工作需要，又继续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歌谣是“方言的诗”（有人更进一步，说它是“方音的诗”），歌谣和方言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歌谣》周刊刊行后，学者在收集、整理和探究上自然要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早在《歌谣选》时期，就派定了负责审音的人（沈兼士、钱玄同）。《歌谣》周刊出版后，曾陆续发表过这一类的文章，例如《歌谣与方言调查》（周作人）、《歌谣与方音问题》（董作宾）等。方言调查会成立前夕出版的《歌谣增刊》（1923．12．17）更集中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有钱玄同、黎锦熙、魏建功等的论文。但是，从理论上看，更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和沈兼士的文章。林氏论题是《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沈氏论题是《今后研究方言的新趋势》。
现在且约略介绍沈文的大旨。他的文章主要目的在总结我国过去方言学的成就与缺点，并进一步论述新方言纵的研究和横的研究，最后指出古今方言研究的不同点：
（一）向来的研究只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意言语；
（二）向来只是片段的考证，现在须用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
（三）向来是孤立的研究，现在是利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风俗学……等科学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
这些意见，现在看来，虽然没有多少特殊的地方，但是在60多年前的学术界，无疑是相当新颖的，是对于青年学者有指导意义的。
方言调查会研究任务的指出，固然由于歌谣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直接需要，但作为新国故（用现在的术语说是“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研究对象的一方面（民族方言学），它本身正是不容忽视的。这点从林、沈等教授的论文所阐述就可以明了。方言调查会成立（1924年1月）后，作为这方面的负责者，林语堂又在《歌谣》上发表了具有纲领性的文章：《宣言书》。在该文里，他举出调查会应做的事件和考察的问题，一共有7点：1．制成方言地图，2．考定方言音声，3．调查殖民历史，4．考定苗彝异种的语言，5．依据方言的材料反证古音，6．扬雄式的词汇调查，7．方言语法的研究（《歌谣》周刊47号，1924、3、16）。这7点，扼要地概括了方言的调查。研究的主要任务，跟上文所提到的作者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以及后来发表的《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叙言》（《歌谣》周刊55号“方言标音专号”，1925．5．18）3篇文章，从研究观点、方法到实际作业项目等在当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北大方言调查会成立后，虽然成绩不大，但已经粗略地建立起这种新人文学科。在当时它是新语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正在兴起的民俗文化学的一个分支。这个有相当意义的学术活动，后来似乎很少被学人提起过。
乙、口承文艺的发掘
在我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广大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人民，因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学习文化，因此，一般不能享受文字的阅读和写作。但是，像前节所指出，他们既是同样经营着社会生活的人，又有着自己固有的一套文艺传统与文化传统。他｛fi既不能没有观感、思索、想象及欲求，就不可能不产生和享有自己的一套文学，以语言表现和传播的口承文学，分言之，就是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谜及小戏等。这种野生文艺，在创作和传播上，也有一些脱产或半脱产的民间艺人，但是更多的是一般业余的作者或说唱者。由于他们缺少丰富的文化修养和专业训练，也由于没有更多的功夫去琢磨，他们的文艺作品，往往不免显得简单、粗糙。但是，如果我们排除士大夫的传。统成见，那么，在民间的文艺的海洋里，也不难发见那些光彩照人的珍珠宝贝。因为口承文艺，大都是民众业余的创作，它较少专业作家的那种匠气，或别有用心（如借以求名求利的思想等）。换句话说，它一般比较真实、朴素、纯洁，而这些正是伟大文艺最可宝贵的品格；更何况口承文艺作为广大民众的生活写照和心灵声音，它还有重大的社会史、文化史的价值呢？
但是，在过去长时期的社会里，这种带着泥土气和汗酸味的野生文艺，是被当时的上层社会分子，待别是那些自命风雅的士大夫们所蔑视，乃至于厌恶的。自然，也有些例外的情形。例如诗三百篇里的《国风》，汉、魏六朝的乐府民间诗歌。但这是有着特别原因的。十五国风的所以被尊重，主要由于它被收录在儒家经典里，并且据传说，那种经典是经过孔圣人编选过的。汉、魏乐府民歌的被注意，主要也不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曾经前代朝廷官署保存或学者著之文献。古代民众口承文艺所以保存得太少（站不论那保存下来的大都要经过文人的“手术”），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看来，这正是民众的，乃至于人类的文化史的一种厄运。
明代中叶以后，有少数知识分子，逐渐能够看到民歌、笑话等的好处，加以称赏或收集（例如杨慎、李开先、冯梦龙等人所为）。那些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已经透露了新的曙光，因而士人的心智也有了一种朦胧的醒觉。即使这样，上述那种情形还是仅限于少数人。
到了近代，特别是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政局的危迫，由于西洋文化、学术的传播和激发。不少有识之士（他们大都受过西洋文化的教育、影响和具有一定的国家、民族的意识），他们开始认识到民众文化（包括文艺）的意义、价值，或加以评论（如鲁迅、蒋智由等对于神话的言论），或加以利用（如敖嘉熊运用山歌形式以传播新思想）。同时也有些旧式的学者出于对乡土的感情（或者并有对民间文艺本身的由衷喜爱），收集、整理了家乡的歌谣、谚语（如范寅的编印《越谚》）。到了民国初年（“五四”的前夕），受了英国人类学派理论影响的周作人，便连续写作了《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及们L歌之研究》等论文（这些文章初发表于绍兴教育专刊等，后收入作者文集们L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在这前后鲁迅也发表了号召建立国民文艺研究会的文章。（参见《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7卷）他们兄弟还亲自采录歌谣或并征集童话。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了。
1917年的春天，是中国学艺上疾雷惊蛰的春天。“文学革命”的呼声和新诗创作的实践，很快唤起了青年们的醒觉。第M年（1918）的春天，由刘半农、沈尹默的建议，蔡元培的支持，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他们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附刊《歌谣选》，并发表《征集近世歌谣简章》。两年后，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到1923年冬，北大建校25周年纪念日，该会编印《歌谣》周刊。开始仍附于《北大日刊》，25期后，才独立发行。这个周刊，一直出到96期（其实是97期）。因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刊，歌谣等稿子并入其中，《歌谣》才告停刊。
北大歌谣研究会，除了广泛收集歌谣和发行周刊之外，在那些时期，还编印了《吴歌甲集》（顾颉刚）、《看见她》（董作宾）等歌谣丛书。
《歌谣》周刊一开始，就在《发刊词》（1922年12月27日）上表明了收集这种口头文艺的目的。共有两点，一是学术的（按即民俗学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一是文艺的。“从这种学术的资料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