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那些先驱们拥护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一些意见，现在看起来，虽然平淡无奇，在60多年前可不得如此。这只要看那些时期，以林纾、严复、梅光迪、章士钊等为代表的反对言论及悻悻之态，其非寻常意义可以想见了。但是，中国文字及文学必须根本改革，对过去传统文化（特别是上层阶级的文化）必须给它重新估定价值，这是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当时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向，加上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的觉醒和拥护，这种文化狂澜决不是那些人（不管他是所谓饱学之士或目不识丁的人）所能够用力阻止的。历史运行的结果，确切证明了这点。倒是严复《书札》里那句话；“此事全属天演”（参看严复：（《书札之六十四》，《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三编），颇有见解（多少有点进化论的见识），虽然他的结论和态度是不可取的——70年来的史实正打破他所谓的“优存、劣败”的主观预想。
在这些时期，使过去那些流传很久的通俗文学，一旦高步登上文坛——被推崇为文学正宗，并且地位迅速牢固起来，对这种现象起作用的，除了先驱者们确实、锋利的言论和那些作品本身的优异性质之外，我觉得还有两点因素是应该郑重指出的，那就是（1）胡适等的传统小说考证及导论，（2）鲁迅的小说史的整理。由于这两件坚实的文学史的工作，使那些原来比较断片的评论更添加重量，充实内蕴，使这些优秀的通俗作品，更加被读者所理解和尊重了。
先谈胡适的小说考证及导论。
胡适自倡导文学改革，及推尊明、清那些优秀小说为我国文学中上的正宗，并且是我国普及白话的语文教师之后，又致力于个别优秀小说的考证及新式印本的导论（二者大都结合在一起）。从“五四”运动第二年（1920年）到“五卅”（1925）运动那年末，他一连作了以下几篇论考、序说的文章：
水浒传考证1920 镜花缘的引论1923
红楼梦考证1921 三侠五义序1925
三国志演义序1922 儿女英雄传序1925
西游记考证1923
（这里只记出有关这些小说文章的第一篇，后来继写的不详举。）
在这时期之后，他还写作过《海上花列传序》（1927）、《官场现形记序｝）（同前）等性质相类的文章。因为那些通俗小说（特别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它的著者不是著名文人（往往还是假托的名字），著作又一向不被学者们所重视，有些关于作品的意旨（或主题）被故意弄得很模糊，有的则在读者脑里产生了许多猜测，……总之，在那些优秀通俗小说上存在着许多问题，要使它成为今天一般人有益的读物，就必须下手做种种工作，例如选印较好本子，给书中文字分清段落，并使用新式标点，这是一方面。对作品的作者身世、成书过程、书的内容、意义及技术优劣等，给以必要考证、解说，这是另一方面。胡适所做的，主要正是后一方面。
胡适对国学（包括通俗文学）有相当根抵，特别对清代的考据学有较高兴趣。他又具有一定西洋的哲学和文学理论等的知识。这些条件使他当时能够担当那种小说考证和序论的任务。《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考证，他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搜集资料，进行分析、论断，使读者增添了许多知识，也使他们耳目一新。我记得亚东图书馆新刊行的《镜花缘》正发行时，由于一位在师范里曾经教过我国文的老师的好意，我得到一部。我读了这部以前不知道的小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还相当清晰。这跟胡氏那篇（引论》的论述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他除了详细地考证了小说著者的经历、学间和人品之外，特别侧重详论了著者对妇女问题的见解。这点特别牵动了我当时的思想。因为妇女解放，正是新文化问题的一个热点。在我知道了100多年前（据考证，著者生于清乾隆中叶，死于道光年间），我国就有一位学者在所做的小说里讨论过这种问题，怎么能不兴味滋滋呢？《镜花缘的引论》，在胡氏的考证、序论里，并不是最典型的，不过因为亲身体验比较深，所以拿它来做个例子罢了。
在这里，我想借机会谈一下一个跟胡氏小说考证有密切关系的问题。那就是他较早提出来而且影响较大的《红楼梦》著作的“自传说”。这个关于这部名著的题材来源问题的看法，也是胡氏《红楼梦考证》（以及他其后许多有关的文章）的主旨。他的说法出来后，不但很受注意和赞赏，而且有些年青的学者（如俞平伯、顾颉刚）在围绕着它进行探索。这是红学史上的一段事实。但是，全国解放后，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它一直在受批判，连俞平伯的论著也不能幸免。现在形势已经变化，我们不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对分开的原则，重新来看看这个学术问题。
讨论一种学术见解或思想，必须把它放在一定历史的环境里去考察。这是一种常识。自传说产生那时期，红学言论的状况，到底怎样呢？大家知道，自从这部名著传世以后，世间产生了许多议论和推测。到了晚清以及民初，异说就更多了。到了“五四”时期，这种异说，据鲁迅所述，比较重要的约有三个：1．纳兰成德家事说，2．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3．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这些大都是“推测之词”。胡适不满意这些说法。他根据袁枚所说的一点启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结论是这部名著中所述大都是著者的亲身经历。这就是“自传说”。从他所举述的曹氏家史等资料看来，自传的说法，基本上是确实可靠的。当时正在北大讲中国小说的鲁迅，就是充分肯定此说的。他在讲义里，引用了曹氏自己开篇的一段叙述之后，接着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后文在评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旁征博引，用力甚勤”之后，说：“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按指蔡氏所主张“康熙朝政治状态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自最初编写的讲义到正式出版，乃至30年代的再版的书本上，对此点都没有异议。可见他是始终相信这种说法的。
从文学创作的情形看，文学作品与自叙的关系，并不只是《红楼梦》这部名著的问题（自然它在这个问题上情形是比较特殊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叙事、抒情，都不能跟作者的经历、见闻、体会和其它的心理状态无关（尽管这种经历、见闻和心理状态是有它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这就是时下文艺理论家所强调的主体性（或其一部分）吧。在古往今来，“恒河沙数”的文学作品是属于自叙性质的确实不少（特别是那些抒情性的作品人但不能说一切作品都如此。记得郁达夫曾经强调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这自然有些夸张（说是艺术的夸张吧），但是如果说一切比较成功的作品，多少带点自叙的成分（包括经历、见闻及心理体验等），那是应当承认的。过去许多年来，我们的文艺理论在哲学观点、社会作用及创作过程等方面的说法都不免有些偏向，加以对个人的历史、学艺等的评定只从现实的政治利害出发，因此，对许多学术上的问题，都不可能坚持历史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像对“自传说”这类问题的批评，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我们承认“自传说”在当时红学上的进步意义，以及在一切文学创作里的自叙因素，并不因此否认文学创作的社会学考察的重要性。我是主张在文学的考察上，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应该辩证地加以处理）。
话回到当时胡适对传统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