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上），是一本断代的新的文学史著作。他把文学分为“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并重视文学跟音乐、舞蹈的关系。在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问题上，他重视平民的文学。在谈到汉、魏平民文学的章节里，他明白说：“贵族文学，在文学史上，固然也有相当的（古典的）价值。现在作文学史的人是（以）词赋派文学为上，平民文学为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述乐府不过两页）。我现在反过来，以平民文学为重，……”（《中国文学概论》第二编，第一章，亚东图书馆）在实际的处理上，第二编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共6章，篇幅90余页（37－125），而同时代的贵族文学、第四编，共三章，只有寥寥十余页（149－166）。在评论上，对平民文学，不但比较详尽，且多赞美的词句。随便举个例子，如对于六朝民歌中双关语（或谐音修词法）说：“六朝文学中之犇词，确实是我们中国文学中的一种隽品。它的含蓄最深，又耐人思索，使人百读不厌。况且他的出处又不是从书上来的，只要聪明人一猜就着”。这种对古民歌艺术的见解，在当时是新颖的，也是富于启发性的。
文学史，主要是古典文学的园地，对它的见解，容易偏于保守。胡、徐这种大力提高古代口承文学的著述的出现，无疑要给当时一般新文学和口承文艺学运动大大添威助势。胡适在给《中古文学概论》写的序言上指出了汉魏六朝的民间文学，不断由原来在野的身份，上升为“正统文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之后，接着说：“我们做中古文学史，最要紧是把这种升沉的大步骤—一点出来，叫大家知道一千五百年前也曾有民间文学升作正统文学的先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比较的材料，也许可以打破我们一点守旧仇新的顽固见解。”（《中古文学概论》卷首第八页）这最后一句话，是多少道破了上说那种情形的。
“五四”时期，口承文艺的发掘与探索，是这门学问的初期建立阶段，也是当时整个民俗文化学兴起的重要方面。
三、民俗文化学的兴起
丙、通俗文学登上文坛
唐、宋以来，那种产生和流传在城市的通俗文学逐渐兴盛起来。到了明、清时代就更加发达了。现在所谓文学史上的“四大小说”，就是在这些时期出现的。从作品的种类看，除了一般较大型的小说、戏曲外，还有小型的小调、俗曲等。当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小说。前期它的产生过程及演变，据一般推测，大略如下。先有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城市的民间艺人把它收编起来（中间可能还有“书会先生”的参加）给以讲说和不断修改。后来，某些文人学士看上了它，又把它修订、编纂（或大力再创作），印行出来。到了后期，有些不得意的文人就利用这种说书形式自己创作了（例如《红楼梦》、《儒林外史》之类）。其它种类的通俗作品，有的产生、发展过程，大略可能也是如此。例如弹词。它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唐代的佛曲，甚至于战国的“成相”，不管怎样，它首先是民间弹唱的文学形式，并且似乎是有过演说史事的作品在口头流布的。但是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就有文人仿作，像杨状元（慎）的《甘一史弹词）｝。到了明清易代的时候，抱着家国之痛的文人，就更要借它（弹词的形式和历史事实）来抒写自己的满腔悲愤之情了。熊开元的《击筑余音》、贾凫西的《木皮鼓词》（又称《历代史略鼓词》），就是这类作品。到了晚清，小说家李伯元还用它写作过《庚子国变弹词》。
上面一些文学史的事实，说明通俗文学，本来出生于民间（有的开始还是民众的口头文学），后来经过文人的修改、再创作（甚至于利用民间形式去搞新创作），它自然起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被提高了。尽管如此，它还不能根本改变原来的地位，仍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野文学”。大家知道，清代政府所修的四库全书，收罗历代文籍是相当丰富的（当然那些政治上犯禁的，要受到排斥或涂改），但在那里一般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等，都没有厕身的资格。至于像《水浒》、《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却免不了以诲盗、诲淫的罪名而频遭禁抑的事情，更是大家熟知的了。原因是封建专制政权没有根本改变，科举制度和士大夫的顽固头脑以及社会上的习惯势力依然存在。这就必然使那种非正统的民俗文化（通俗文学及相关的其它作品）翻不了身。
晚清时期及民国初年，情形稍有变化。在那革命思潮高涨的时刻，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唤起革命意识、开拓人民知识，不但要利用民众中流行的山歌、民谣等口头文学形式，也要利用通俗文学的形式。当时用小说、戏曲、小调等形式去写作宣传新思想、新事物的作品，大量出现于报刊上。像梁启超这样的志士文人，就曾用广东的戏曲形式（班本）写过《新罗马传奇》。特别是那位后来反对新文化运动最出力的林纤（晚清时他还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也曾在白话报上发表过通俗文学形式的道情。其它就可概见了。这里还要提出的，是这时期，新学界对于那些传统的通俗文学（如小说、戏曲等）都有比较新颖的见解。尽管其中有些见解，现在看来并不高明；但是把它放在当时文艺理论思想史里去看，还是有相当意思乃至价值的。即使在这样时期，也没有使那些通俗文学，真正取得正统文学的地位。这种好景的到来，分明还有待于更大风雷的震动，还有待于更大浪潮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种更大的风雷和浪潮！
当时澎湃汹涌的文学革命和语文统一的运动，推出了通俗文学，抬高并确定了传统通俗文学中优秀作品的位置。
在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初期，那些先驱们就明白提出，要用普通话（白话）代替脱离生活实际的文言，要用这种多数人能听能说的语言，去写作一切应用文字及文学作品。在追溯白话文学的起源及论证它的“语言教师”作用时，他们指出了明清以来的那些优秀小说（《水浒》、《西游记》和《红楼梦》等）为我国文学史上的正宗。（我们今天回顾起来，这实在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例如在那篇新文学运动首先发难的文章里就这样写着：“今人犹有鄙夷小说为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正宗，而骄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又说：“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语俗字之论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另一位急先驱大声喊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那第三项的末句说：“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下文在指出韩愈“变八代之法”的文学史意义及两种缺点之后，接着又说：“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并指出由于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归、方、刘、姚）等的罪过，使得“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期）
此外，当时先锋队伍中有些学者，虽然觉得过去“小说之作品，其有价值者乃极少”，但是，他仍然同样承认：“小说诚为文学之正宗”。（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3卷1期）使我们不禁惊异的是连上文提到的那位新文化的死对头林纾，在当时也被迫承认“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错。然其绘影绘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