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它包括人类的各种口头文学以及用语言表达和传承等各种人生经验和知识。近代学者把语言作为构成民族概念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世界上，即使那些文化非常不发达的部族或部落，大抵他们也有其基本一致的共同语言。否则不能成为共同体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语言形态处于原始阶段，而流通范围也很狭隘罢了。
　　在阶级分化了的社会里，随着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变化，各阶级成员所使用的语言，在具体形态上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那些基本的语法、语汇，大体总是一致的。成为重要问题的，却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人们掌握语言的记号（文字）或使用它的能力和程度。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地进入文明阶段的国家之一，从文献看，在3000年前已经有部分的人能够使用文字，同时也已经具有国家雏形，以及相当的经济组织和较高的工艺技术。但是，由于社会的分工和阶级的分化，那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却只掌握在上层社会少数人手里，跟广大的群众没有多少关系。而这种只成为上层知识分子的“家珍”的文字，并且日渐型式化，结果跟一般口头语言相距更加遥远了。据近代学者的推断，我国这种情形开始于汉代（实际可能要更早些）。从此以后，很长久的时间里，文字的掌握和使用就更加跟广大的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文化生活和实际语言断缘了。 
　　广大民众，虽然长期被排斥于文字使用之外，但他们却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各种形式的口头文学。中世以后，商业城市不断发达，商人和一般市民，也用流行的语言，培育出为他们服务的文学，就是小说、戏曲和小调俗曲等通俗文学。同时佛教广泛传播，由于说教传道的需要，他们也用通俗的语言，写作了语录和佛曲等（后来一些儒家的学者也用口语记述讲学的言论）。这些新的、通俗的文化活动，大概开始于唐代，经宋、元、明而更加盛行（特别是通俗文学——包括佛曲——方面）。 
　　在这种情形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元代的杂剧、明代的评话式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而且后来也产生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的个人创作、这种通俗文学，不但流行于城市，而且有的也流入农村（由于通俗戏剧或流动说书人等的中介作用）。这种通俗文学，不但成为那些时期广阔社会的文学读物，同时也是普及普通话的得力老师—一“五四”时期国语运动所以能够迅速收效，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个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政府在外事交涉和国际交兵中节节失败，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危急局势。有识之士（包括部分的政府官员）觉得非参照欧美国家情形，改革某些固有制度，大力开通民智等，不足以抵御敌人，保护自己。而要开通民智，必须迅速普及教育。但是要完成这种任务，必须统一国语，特别使书面文字与口头语言统一起来。而当时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国境中，虽然绝大多数省份的人民，使用着一种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普通话（白话，它是千百年来社会、政治及交通等的发达所逐渐形成的，像上文所谈及，它也产生过许多通俗作品——有的还是文学史上的杰作）。但是它跟当时朝廷及一般读书人所使用的文字是不相应合的，是各自成体系的——其中只有少数的基本词汇和语法彼此还有关联。并且从文化心理上看，这种广泛存在的活文化（普通话）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士大夫阶级）眼中是鄙俗的，没有文化价值的。尽管如此，但是要救亡求存，这是一个关口，非闯过去不可！于是，有识之士不得不大声宣传运用白话写作的必要，并且把主张见于实践，例如办白话报，用普通话写作小说或教育文字（我们知道，像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家，当时还在《教育今语》上用白话写过通俗的文章）。制作切音字母（王照）、简宇谱录（劳乃宣）等，目的都在开通民智，普及教育。但是顽固的封建势力仍然把握着政权，社会上的习惯势力也如盘根错节，因此，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的分裂局面仍然在继续着。它有待于更大力量的冲击。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首先提出改良中国文学的建议，接着陈独秀大声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胡适在《刍议》里，提出改良的“八事”，最后的一事是“不避俗字俗语”。他简略叙述了我国过去白话文学的发展及受阻，英、法、德等国俗语文学发达的过程之后，接着说： 

　　……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词，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的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1）。 

　　这是明确地要用口语做诗文，去代替那久占正统地位的文言。接着，《新青年》又发表许多响应这种主张的文章、通信及白话诗、白话论文。这中间，胡适自己还用白话编大学用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从1918年起，《新青年》上的文章全用口语。到了1919年初（“五四”前夜），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创办《新潮》月刊，邀请当时该校及校外进步人士李大到、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经常撰稿，以致力于新思潮、新文化的提倡和推进。文化革命的野火的势头越烧越旺。语文统一、普及国语的运动也随着迅速发展了。国语运动家黎锦熙，后来在《国语运动史纲》里回顾这段历史时，扼要地说：“民八（1919）…… 本会（按指国语研究会）的国语统一与‘言文一致’运动和《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完全合作了：这是要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国语运动史纲｝）卷2，商务印书馆 1934） 
　　正在那时期，“五四”运动的滔天浪潮涌起了。它本身是一个划时期的政治运动。但是，从关系上说，它跟当时的新文化骨肉相联。在它发生之前，新文化、新思想（包括苏联十月革命的思潮）已经在“打前站”，而它发生后又掀起了空前的文化上的狂涛大浪。仅从语文改革的范围看，那成果的重大就是惊人的。由国语研究会及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他们大多数是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学者）的努力，1918年末，教育部已经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及《国音字典》；“五四”运动兴起后，由于学生界的醒觉和爱国宣传的需要，一时全国白话小报如雪花纷飞。据有些学者后来统计，当时这种小报有400多种。水到渠成，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全国把国民学校（小学）的一、二年国文改语体文，到了 1923年，连中学的国文科也改为国语科（参看《国语运动史纲》2卷，国语运动第3期情况，商务印书馆，1934）。此后，刊物上的文章和文艺、学术著作，一般都采用当代人们的口语了。 
　　到了这时，那倡议于晚清，经历了一二十年，用人民口头上说话作为记述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的要求达到了。这是我国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迈出的一大步，是当时学术界致力于民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于是他的一个基本方面。 
　　“五四”时期，关于语言方面的学术活动，除了上面所述确立了以普通话为国语，用语言去统率文字的工程之外，还有一项值得指出的活动，那就是重视方言，号召对它进行调查并研究。 
　　普通话虽然流行地区广阔，且曾经在民间被采为文学用语，产生了优秀作品，并且经过专家的审订、整理（国语词典的工作）。但是，地域广阔，境内有好些特殊的方言区，如广东、福建、江苏及浙江等，它们的语言（特别是语音）有较大的特殊性（其中不仅语音、语汇有很大的差异，甚至语法也有独特性，例如“广州话”。在这种话里有的把副词放在动词之后——“你先行”，说作“你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