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自由主义主流说。李慎之认为，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31]

其四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主流说。许纪霖认为，（就政治思潮而言）在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太强大了，而自由主义又实在太微弱了，微弱到在社会变革中几乎发不出自己的声音。[32]

其五是政治上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有别论。许纪霖、郑大华等都持这种观点。许纪霖认为文化上与政治上的保守与激进所凭借的坐标是不同的。文化层面的激进或保守，主要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政治层面的激进与保守，主要看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认同态度。就文化层面而言，从清末到“五四”确实是一个连续激进化的思想历程。但从20、3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主导价值趋向温和化，直到60年代海峡两岸再度刮起全盘反传统旋风以及大陆80年代出现激进主义浪潮。在政治层面，在进化论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激进主义一浪高过一浪。[33]郑大华也认为，“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不完全一致”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征。造成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不完全一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传统之一元化网络结构的解体，导致了文化道德与政治秩序的分离，从而使得人们完全可以以一种纯粹文化的态度对中西文化取激进或保守的立场，而于其政治取向是否激进或保守了无关系。[34]

其六是“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连锁支配论。王岳川认为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紧密相关。“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具有激进主义色彩。90年代，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激进”时代后，在经济大潮中，才逐渐出现了一种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现的“国学热”现象。[35]

其七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制衡论。汪荣祖、陶东风、马克锋等人持这种看法。汪荣祖认为，强大的社会保守势力似乎很有效地牵制了激进的思想趋向。[36]陶东风认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持续紧张与消长是贯穿20世纪中国始终的主线。[37]马克锋指出，近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社会变动和进步过程中的孪生物和伴生体。二者在政治上相互制衡，思想上相互影响，文化上相互依存。[38]

其八是主张要具体分析，区别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少历史学者这样主张。陈晓明反对抹去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偶然性、多元力量冲突相互作用的关系等等。反对把激进主义变成一贯无所不包的神话。[39]

其九是对谁占主流不作界定。有的认为经验复杂，难以一概而定，有的认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实验，难以界定。刘桂生主张，“激进”中有“保守”成分；“保守”中有“激进”因素。[40]陈其泰认为，近代许多著名人物处在激烈变化的时代中，处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之下，其思想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41]郑大华观察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同时，这种转化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前一时期的激进思想或观念到了后一时期则变成了保守思想或观念。[42]

其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共同底线，都属自由主义思想阵营。马克锋认为，对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如专制主义、皇权意识、等级制度，经济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关于进化与进步的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理念，民主共和与立宪共和的政治模式，公正、公平、公开以及保障人权的法制社会的追求和努力尝试，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和争论。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属于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阵营。但彼此都走了极端。[43]

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其一，主张激进主义占主流的学者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激进主义一脉贯穿，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林毓生认为五四的激烈反传统给中国造成了权威信任危机和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以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44]由此“必然导致文化失范和道德混乱与失意。”[45]陈来认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从整体上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把戊戌以来的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46]许明同样将“五四”与“文革”加以类比，认为“从历史的眼光看，‘文革’代表的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47]王树人也指出，“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48]郑敏则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偏激”历史情绪的产物，“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文革”与之并非无关，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二者都是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49]罗志田认为，“五四人”接受了近代西方“必破而后立”的取向。“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对“新”的崇拜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50]胡国亨则断定“五四功不补过”。“五四”运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态度，彻底地摧毁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朝一日中华民族面对分离解体的危险，“五四”实难辞其咎。[51]

其二是主张保守主义占主流的学者则认为，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恰恰是保守主义，而非激进主义。中国百年变革不断受阻的真正原因正是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姜义华是这一观点的著名代表。

其三，针对具体历史事实进行辨析。不承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此后的一系列革命行为是“激进”的“糟糕”行为；不同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反对把“文革”与“五四”挂钩。袁伟时反对新文化运动要对政治激进主义负责的说法。认为政治激进主义思潮泛滥另有其因。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宽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最根本的是没有建立化解激进的适当的制度。[52]严家炎认为“文革”与“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文革”是“五四”对立面成分的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53]陈少明认为，“五四”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只是要求文化的急剧转换。“文革”的对象几乎包括一切文化，可以说是反文化。[54]郑大华、贾小叶批评一些反“激进主义”学者对“五四”的种种批判，或过于偏激，缺乏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或有悖史实，缺乏历史主义准则。[55]耿云志强调，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简单地归结为激进主义，不是研究历史的结果，而是不研究历史的结果。[56]王东考证出“五四”并没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刨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