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对精英的思想与大众的思想没有分辨。激进主义主流说，更多地只是看到精英的思想变动，忽视了大众的思想，尤其是中国农民的思想结构。综观世界现代化历史，在农民还没有转换为市民之前，其思想的农业文明保守性仍然是主流。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小农主义、政治上的救世主主义、文化上的反智主义等方面仍然是摆脱不了的。
其四，争论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主要是国内政治思想地图的变动和国外社会思潮的广泛影响。当然，讨论激进与保守何者为社会思想主潮这样的问题，要想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是很难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学术界广为认同的研究坐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坐标，争论可能是无休止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五，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存在一个“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朱学勤针对余英时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五四一代激进人士，正是因为过高估计思想文化的观念性力量，才接受欧陆历史理性，发生了被余英时批判的激进思潮。但在七十年后，当我们开始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时，一旦抽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这一思潮的观念性力量，将1919——1949年凿空打通，这样的治史方式与思维方式，不也发生了同样的失误吗？[73]其实，有这种偏差的远不仅仅是余英时一人。
其六，学术界在讨论或研究文化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时，存在着一种褒保守、贬激进的倾向。主要是受民族文化情绪的影响导致评价标准的错位，郑大华认为是以“学理的和道德的标准”取代了“历史的标准”的结果。[74]
其七，学术界如果把“传统”、“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视为评判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坐标，把“批判传统”、“批判传统文化”甚至“重估一切传统”视为“激进”，要谨防误导现代化的方向。“重估一切传统”不是“全盘否认传统”，而是在“现代性”的坐标下重新批判地继承“传统”，“五四”主张“重估一切传统”是最大程度地解放传统的资源，使传统获得活力和新生。当然，“五四”实际上并没有做到“重估一切传统”，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上远没有突破“传统”的牢笼，超越“传统”的局限。
其八，把“革命”等同于“激进”并不适合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把“革命”等同于“造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根本改变，即现代化的实现和现代性的获得。更何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革命性变迁”未必采取所谓“激进手段”或“激进话语”，因而“革命”是否就是“激进”是值得深刻怀疑的。
通过以上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还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其一，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该如何界定？能不能够离开中国的现代化实际来界定？能不能够静态地、非历史地、抽象地去争论保守与激进的问题？
其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关系实际如何？就中国现代化程度而言，三种思潮谁占主导地位？人们应该如何准确把握和正确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思潮？
其三，为什么学术界会出现旷日持久、席卷全国和各学科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其背后的非学术因素是什么？学术界应该如何做到“学术独立”？
其四，从“激进与保守之争”来看，海外华人学术界以及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影响如何？对这种影响如何评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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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5、179、194页。
[②]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第292页。
[③] 朱学勤称之为“九十年代时风变换的权威文本之一”。并认为大陆学界大约在一九八九年以后流传他的这一观点，一时应者云集。载朱学勤：《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第9期。
[④]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该文收入大陆出版的多种文献之中，如许纪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等。
[⑤]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1页。
[⑥] 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10页。
[⑦] 法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2月9日。
[⑧]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0页。
[⑨]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0页。
[⑩]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9页。
[1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1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9页。
[1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3、195、197页。
[1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2页。
[1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5页。
[1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9页。
[17]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18] 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
[19] 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
[20] 姜义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68页。
[21] 姜义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和平革命与新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96页。
[22]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3——45页。
[23] 从80年代到90年代，王元化的思想有较大转向。他对“‘五四’激进”一说从反对转向认同。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反对主张现代中国存在一个“全盘性反传统”的说法。他认为“五四”主要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而儒家并非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领袖人物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的问题，甚至对于儒家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文革”固然把封资修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质正是封建主义的复辟。到了90年代，王元化逐渐认同了激进反传统和激进主流的说法。不少学者也有这种转向，如李泽厚等。
[24] 参考王元化、傅杰：《关于近年的反思问答》，《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l期。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73、281、284——285页。
[25]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的“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大哗”，李锦全《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