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的社会团体在短短的20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可以有效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团体在短短的20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可以有效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一、社会团体的四种合法性
       在50至70年代，由于国家对社会高度的垂直整合，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通过作为"纵式社会"的基层组织的单位或社队参与社会过程的。人们的社会活动一般是代表单位（城里人）或社队（社员）的活动，或者是在单位或社队内部发生的活动。近20年的改革开放使城里人不再完全依附于单位  ，使农村人从社员变为村民  ，于是，个人的归属（客观的）和认同（主观的）在制度上具有了从单一性向多样性变化的条件。人们不仅在单位的围墙里工作，还能够不用单位介绍信，自己就到单位外面与其他单位的人或没有单位的人结成某种组织，如形形色色的学会、校友会、协会、基金会或民间传统的秧歌队、钱会、花会、香会、同乡会等等。越来越多的人超越单一的单位归属，横向地参与社会组织，以一种新的机制参与社会过程。这种社会事实所包含的趋势就是社会团体（社团）的兴起。  
       社会团体在近20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它们现在已经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种层次。从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来看  ，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法人曾经有20万个，其中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社团大约有1800个（康晓光1997：第630页）。从基层的统计来看，社团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一个县级市的市级社团就可能有上百个（王颖等1993：第15页）。从个人尤其是专业人士来看，相当多的人至少加入了一个社团，许多人加入了两个乃至三个社团。除了这些正式的法人社团之外，各地民间还有大量非正式的社团即民间会社，像花会、香会、庙会、钱会、老人会以及民族地区以议榔、词牌、理老和"款"为形式的民间会社在近20年又在各地恢复起来了。仅以我们自己的调查资料为例，在北京，与妙峰山进香庙会有关的民间花会就有上百个，散布在各个街道的秧歌队就不计其数了；在河北赵县的一个村，村民组织的"龙牌会"在一年里就与周围村庄的57个同类组织进行过像亲戚往来那样的交流。
       各种社团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秩序（法律秩序、政治秩序、行政规范、社会惯例等）的复杂关系。从法律秩序来看，有人把目前实际存在的社团分为四类：1）合法登记注册的社团，2）无法人地位的次级社团，即挂靠在合法登记的社团之下，实际上独立开展活动的社团，3）以企业法人身份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社团，4）不进行注册的"非法"社团，如各种以"沙龙"、"论坛"、"俱乐部"名义活动的团体（康晓光1997：630）。我们在此基础上把社团分为三类：注册社团、挂靠社团、非法社团  。注册社团是指履行了完整的登记程序的社团；挂靠社团既包括挂靠在合法登记的社团之下的团体，也包括挂靠在各种企事业单位之下的和在单位之内活动的团体；非法社团除了康晓光所举的那些活跃在大城市的类别之外，还有广泛存在于城乡各地的传统型的民间会社。
       这三类社团都程度不同地与法律秩序构成紧张关系。非法社团完全置身于法律秩序之外的现状在此毋庸赘言。挂靠社团总的来说是一只脚在法律秩序之内，一只脚在法律秩序之外，其种种超越法律的表现可以列举如下：第一，一个自主活动的社团有挂靠单位，但不履行登记手续；第二，在企业的名义下进行社团活动，例如，近20年以来许多气功组织（"中功"尤为典型）以这种模式开展传功集会和练功活动；第三，许多因定位于单位内部活动而准予免于登记的社团实际上也在社会上开展活动。即使是注册社团，虽然大致可以说是立足于法律秩序之内，但是也会不时地突破法律秩序：第一，有些注册社团在不履行年检的情况下又成了挂靠社团，那么它们在程序上就出了问题；第二，注册社团也会超范围活动，如医药协会通过收费进行"名医"认证活动。
       可是，不论这三类社团各自与法律秩序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它们大都在社会上各行其事，甚至大行其道，公开地、"正常地"或"好好地"运转着。不合法律或不尽符合法律的事实并不必然迫使它们成为秘密组织，进行地下活动。这无疑说明它们的存在和运行是符合某种秩序的，只不过其秩序不限于或超过了法律范畴。有鉴于此，我们在此引入"合法性"范畴，并且将要讨论，在理解社团的实际状况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的时候，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比"合法"（legality）更优的范畴。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复杂的概念  。它的形容词legitimate（合法的或具有合法性的）有七条基本的义项：1）根据法律的，符合法律的；2）合法婚姻所生的；3）以继承权的原则为依据的；4）与既定的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5）符合推理规则的，有逻辑的，并因而有效力的；6）正当的（justified）；7）正常的或通常类型的。"合法性"概念被用来表明具有这些属性。概括地说，"合法性"表明某一事物具有被承认、被认可、被接受的基础，至于具体的基础是什么（如某种习惯、某条法律、某种主张、某一权威），则要看实际情境而定。
       "合法性"概念在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中的使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讨论社会的秩序、规范（韦伯1998：5-11；Rhoads  1991：167），或规范系统（哈贝马斯1989：211）。狭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理解国家的统治类型（Weber1968：212-216），或政治秩序（哈贝马斯1989：184）。
       广义的合法性概念涉及到广泛的社会领域，比法律、政治更广的范围，并且潜含着广泛的社会适用性。韦伯所谓的合法秩序（a  legitimate  order）是由道德、宗教、习惯（custom）、惯例(convention)和法律(law)等构成的（莱因斯坦1998：38）。有人曾概括说，"总而言之，韦伯所认为的合法秩序包括这样一些在经验上有效力的规则，它们由于实施方式的差别而分为惯例和法律"（Rhoads  1991：168）。那些由专门人员和机构保证人们遵从的规则是法律，社会自然遵守的规则是惯例。合法性是指符合某些规则，而法律只是其中一种比较特殊的规则，此外的社会规则还有规章、标准、原则、典范以及价值观、逻辑等等。因此，合法性的基础可以是法律程序，也可以是一定的社会价值或共同体所沿袭的各种先例。一个组织是否具有合法性，那就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定位于某种合法秩序，具体地说就是能否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则的检验。  
       合法统治是合法秩序的多种形式之一，因此在这个范围对合法性概念的使用是狭义的。由于韦伯在本世纪初对合法统治的三个类型（合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的经典理论的影响，以及哈贝马斯在70年代初开创性地对这一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性的证明  ，80年代以来关于统治的合法性的著述不断大量出现（Rigby  and  Feher  1982;  Connolly  1984;  Murvar1985;  Dogan  1988;  Sa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