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暂时先修一所简单的住处吧！”于是在扎玛尔的真桑寺附近修了一处没有门的住所。住所里面的佛堂是照汉地五台山寺庙图样修造的。修好了，便请大师住在那里。
 
4、修建桑耶寺及翻译四地经书
桑耶寺之建亦与汉地佛教有关。寺址曾经流地卜算师所选定。而三层楼式之寺院主殿，其中层则系仿汉式建筑，中殿所塑之燃灯佛等九尊佛像亦为汉式。壁画中之喜吉祥及忿怒金刚二神像，亦以汉语“金刚”命名。寺中还建有专为汉僧参禅之用的“禅定菩提洲殿”及汉经译场妙吉祥注洲佛殿。此外，还有储藏汉经的专用经库。
桑耶寺的竣工是吐蕃在创建佛教中迈出的重大一步。继之就是剃度僧人出家，据载，最早出家的7人之中就有汉人桑希，也有的藏史说，不是桑希而是桑希之子热丹①。总之，首批出家的人中有汉人。这是一件颇不寻常的事。第三件事就是大规模译经，首先翻译的就是汉地佛经②。负责译汉经的是汉藏两族僧人，即汉和尚玛果莱及藏译师阐卡莱贡、拉隆禄恭及琼波孜孜③。这里将翻译汉地佛经放在首位，再一次证明汉地佛教在吐蕃佛教中极受重视。所译佛经均专藏于寺中之汉经经库之中，据《五部遗教》载，藏有汉僧摩托车诃衍所译的经有12箱之多④。文中之摩诃衍，在《红史》中又被称为“和尚摩诃衍”，这人是当时被迎到吐蕃 的十二轨范师之一，似与“顿渐之诤”时的摩诃衍同名同人。
上述史实告诉我们，从佛教意义来说，吐蕃此时有了正规寺院，内有出家僧人和佛经、佛像，从此吐蕃创建了自己的佛教系统，可谓吐蕃佛教已初具规模。其间汉僧为此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①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73页下。“巴德武”即“汉人德武”。
② 《拔协》，第14至15页。又见《贤者喜宴》第七卷，第78页上至第79页上。又此三部佛经，据载是汉地尼玛和尚所赠。见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91页。
③ 同上。
④ 《拔协》，第8页。
⑤ 《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第20页。
⑥ 《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⑦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78页上至第79页上。
① 佟锦华等译《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正文第5页。
② 以下均择自佟锦华等译，《拔协》一书，不再一一注明。
① 注：唐穆宗长庆四年(842)，“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页20）五台山自吐蕃起直至清季，向为藏族僧侣所敬仰，朝山拜佛者络绎不绝，赤松德赞时之吐蕃大医学家玉妥·云丹贡布率两名弟访五台山，取得汉地医书而归。《老玉妥·云丹贡布传》120页上转引自黄灏《贤者喜宴》摘译（四）注66。
① 《五部遗教》第二函，31页上至31页下。
② 见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27页，《西藏王统记》204页。
③ 《贤者喜宴》，第七卷，105页上至105页下。
④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105页上。

四、汉藏佛教的“顿渐之诤”
1、入蕃汉僧概况
吐蕃佛教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主要指从墀松德赞中年起，至热巴坚赞普时止。这时汉藏佛教交流的特点是，首先在发展初期阶段，从规模上看，所请汉地僧人更多。而成果更突出，出现了著名的包括许多汉经在内的《丹喀尔目录》。其次，自公元781年后，吐蕃从汉地吸取佛教成果的地点转而集中于敦煌，从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敦煌几乎成了吐蕃佛教在东方的中心。吐蕃既在敦煌当地充分利用汉藏等族僧人从事各种佛事活动，同时又把汉地佛教和名僧中的精华部分和名人迎入吐蕃，从而也就显示出此时汉藏佛教交流的第三个特点，即汉地禅宗传入吐蕃，其代表人物就是汉地大禅师摩诃衍，并引出吐蕃佛教史上的“顿渐之诤”。第四点，在吐蕃佛教的发展晚期，则出现了敦煌译经讲经高潮，其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吐蕃高僧法成，他为汉藏佛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时入藏汉僧很多。公元781年，“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计时得，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①。《莲花生传》载，入吐蕃的译经汉僧有：帕桑、玛哈热咱、德哇、玛哈苏扎、哈热纳波、摩诃衍及毕洁赞巴②。当时能精通汉藏语文的汉藏族僧人已相当多。这时所译佛经相当系统，数量也大，大部分可从《丹喀尔目录》的佛经目录中看出，在所译六、七百佛经中，译自汉地的佛经有三十二种③。
2、摩诃衍与汉地禅宗入藏
公元781吐蕃占领敦煌，此后“时近百年”，经吐蕃经营，敦煌佛教的大为发展，其间有大量的汉族僧尼与藏族僧人一起从事译经、讲经、听经等等佛事活动。此时汉地禅宗影响最大。
河陇地区佛教界，汉地禅宗有很大势力和影响。敦煌所出755年以后的禅宗经典和语录，证明禅宗在天宝朝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授。这些经典大约有二十部左右，诸如《顿悟无生般若颂》、《顿悟真宗金刚般卷（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大乘开心显性顿悟法门真宗论》及《顿悟大乘秘密心契禅门法》、《最上乘顿悟法门》等等④。
这里应特别提到敦煌所出的一部涉及汉藏佛教禅宗交流的书，此书即《顿悟大乘正理诀》，此书大约成书于公元792—794年，作者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又称“破落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他给吐蕃赞普上书时又自称“破落外臣”，王锡在敦煌陷于吐蕃后即留居敦煌，此后可能出了家或为居士，故自称“外臣”。该书详载吐蕃赞普墀松德赞请敦煌“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赴吐蕃辩论佛经事，三人之一即是王锡。王锡将摩诃衍吐蕃之行记在他写的《顿悟大乘正理决》中，此书成为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
吐蕃赞普正式延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入蕃，说明摩诃衍已是一位敦煌高僧，也是吐蕃赞普对他的敬重。摩诃衍等三人赴吐蕃，从此汉地禅宗和禅学开始传入吐蕃佛教界，成为吐蕃佛教史上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在我国佛教的禅宗史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摩诃衍（即大乘和尚）是将汉地禅学传入吐蕃的第一位僧人。他入藏的时间稍晚于神会（668—760，慧能弟子）弘扬顿悟派的时间。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 使者请唐朝派汉僧入蕃传法，“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行，二岁一更之。”①或许摩诃衍那就是此时从沙、瓜州请行吐蕃东部的。伯希和所藏吐蕃经卷中载：“原沙门摩诃衍言，当沙州降下之日，奉赞普命远追，令开示禅门及至逻娑。”②而沙州于781年陷落，摩诃衍那当于此年抵达拉萨，后在拉萨、山南札玛一带传教。此前吐蕃尚不解禅宗，正如王锡所记，当时吐蕃正处于“禅宗莫测”的阶段，摩诃衍赴吐蕃传教，吐蕃始有禅宗流传，而且影响很大，传播极速，信徒颇众，连吐蕃王后也信从其教。《顿悟大乘正理决》记载：“我大师密授禅门，明标法印，皇后没卢氏一自虔诚，划然开悟，剃除绀发，披挂缁衣，朗惑珠于情田，洞禅宗于定水……。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三十余人，说法大乘，皆一时出家矣”。《布顿佛教史》也说：“吐蕃大多数人均喜其（摩诃衍）所云，并学其道”，“汉地和尚摩诃衍之门徒广为发展。”由于吐蕃众僧多学摩诃衍的禅宗之道，致使桑耶寺都断绝了香火供养。足见汉地禅宗影响吐蕃佛教界及世俗之深广。为此，摩诃衍那还写了《禅眼论》、《禅答》、《现之面》、《百十部经源》等著作，以至于使印度佛教在吐蕃每况愈下，木才发了顿渐之诤。
3、顿渐之争
在藏族宗教发展历史上，顿渐之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渐门巴和顿门巴是个汉藏语复合词。渐门、顿门是汉语，“巴”是藏语，可理解为“派”。顿悟是汉传佛教禅宗慧能泊的中心思想。“禅”是观的意思，观的方法，称为禅法。禅宗又分南北两派，慧能所传为南派。主传方便法门（即五方便道），强调“大身过于十方，本觉超越三世”，以心为法身，即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