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宗教文化交流(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无边,若以本意可超越三世,勿须渐积,一念即可实现,强调顿悟。
当时同在吐蕃传教的,还有“五天竺国”(印度)的“婆罗门僧三十人”,婆罗门僧主传莲花戒。在禅宗广为传播的情况下,莲花式学说难以推行。他们想借助赞普的力量制止禅宗流传,莲花戒僧人“奏言,流僧所教授顿悟禅宗并非金口所说,请即停废”,而摩诃衍则提出“与小乘论议,商确是非”。于是双方展开辩论,这就是吐蕃佛教史上著名的“顿渐之诤”,即“顿门”与“渐门”的一次大辩论。
据藏史载,双方都做了辩论准备,摩诃衍等及其追随者约300人,在特为汉僧参禅用的桑耶寺禅定洲殿准备辩论,摩诃衍为此写了《修禅定可卧轮》、《修定者参禅问答》及《再答》、《论证见解之表象》、《引经为证八十经藏缘起》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的概貌可见于《顿悟大乘正决》的后半部③。莲花戒僧也写了四部著作,即《修》初分、中分和末分三部以及《瑜伽恭修造诣》④,西藏大藏经留存下了这些著作。辨论“以月击年,搜索经义”,结果“婆罗门等随言理屈,约义词穷”,败于禅宗。但印度僧人“遂复眩惑大臣,谋结用党”,企图借助某些大臣的强大政治压力来压服禅宗。因而奉信禅宗的一些吐蕃僧人被迫“为法捐躯”,“又有吐蕃僧三十余人,皆深悟真理,同词面奏曰,若禅法不行,吾等请尽脱袈裟,委命沟堑”①。可见吐蕃僧众信奉禅法,志坚不移。公元794年左右,吐蕃赞普“大宣诏命曰,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以后任道俗依法修习”②。这标志着汉僧摩诃衍在吐蕃传播禅宗的巨大胜利。
关于“顿渐之诤”,藏文亦有多种记载,如《贤者喜宴》和《拔协》等等,说法与《顿悟大乘正理决》不一。藏文记载,说摩诃衍辩论失败,返回汉地。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顿渐之诤后,摩诃衍虽然离开了西藏,但顿门巴的思想并没有随之而走,主要影响到后来年宁玛,噶举等藏传佛教的教派。藏文《五部遗教》中的《大臣遗教》记载“顿渐之诤”最详,而且主要记载摩诃衍派的辩论发言,其中有汉地禅师26人,藏族禅宗堪布及译师21人,他们的辩词具体而生动;其中也记载了渐门派的发言,并有摩诃衍的答辩。总之,这些都是罕见的有关“顿渐之诤”的珍贵文献。
4、法成对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事业中,吐蕃名僧“法成”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法成”是他自己用的汉译名,其藏名音译为“桂·却楚”。
法盛大师精通梵、藏、汉三种文字和佛学。据可查的历史文献记载,他生活在公元833—859年左右。将汉文佛经译成藏文,并将藏文佛经译成汉文,是他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最大功业。他的这些译作留传至今,有些分别收在汉藏文两种大藏经中;其中有些汉文佛经已经丢失,不过这些佛经的法成藏译本却保存下来,而早期藏文大藏经中没有收入的某些佛经,法成将其由汉文译为藏文,并收入藏文大藏经以得以存世,其功非小。
法成事绩无正史可考,只能从敦煌文献的某佛经题记和署名中知其略史。公元848年,吐蕃 在沙州的统治被推翻。此前法成在敦煌佛经的汉文题记或署名中,他常自署名“大蕃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③,此后他的自署名则为“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④。此外有时也简署名为“沙门法成”⑤。法成在河西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沙州和甘州,时间在公元833年至859年。
法成在沙州开元寺和永唐寺、甘州修多寺以及张掖县译经和集录佛经、讲经。他精通汉语文,他讲经时,许多汉僧诸如明照、法镜等等均耳聆笔录。他的佛经译着有藏译汉佛经和汉译藏佛经,此外,他还有讲经记录和他的佛经集录,总计有23部之多,恕不赘述。法成还对吐蕃在河西的汉译藏的佛经进行过大量的校勘工作。1978年以来,我国对现存敦煌所藏佛经进行了深入的事理研究,发现有大量的汉译藏佛经,如《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这类手书经卷有三百多卷,其中有法成署名校勘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就有二十余处①。这反映法成在汉藏译经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有的学者考证,敦煌文献中的《瑜迦论汉藏对照词汇》似即法成讲授《瑜迦师地论》时的词汇集。此外,还有《大乘中宗见解》、《阿弥陀经》、《伯字1257号汉藏对照佛学词汇》等汉藏对照词汇,这些都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贵旁证。
吐蕃时期汉藏两族在宗教方面的交往,从佛教文化交流来说,显然有益于双方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汉藏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来说,汉藏佛教文化是两族所共有,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汉族佛教文化的发展,无疑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有益的成份。自然,但是佛教在汉藏两族各自的文化发展以及汉藏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有益作用也是客观的历史潮流存在,不容低估。
①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页12。
② 《莲花生传》,108页上。
③ 《丹喀尔目录》日本影印西藏大藏经,卷145,146页,149页
④ 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之《敦煌写本的佛经》,第305至306页。
① 《册府元龟·外臣部》卷九八0。
② 《伯希和劫经录》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叙》。
③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114至116页。
④ 《顿悟大乘正理决》,《吐蕃僧诤记》,附录原影件,第127页。
① 《顿悟大乘正理决》,《吐蕃僧诤记》,附录原影件,第127页。
② 《大臣遗教》,第20页上至第26页上。
③ 见《萨婆多宗五事论》伯字2073号。
④ 见《瑜伽论》,斯5309号,又见《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伯字136号。
⑤ 见《诸星母陀罗尼经》,斯1287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论文出庥》;《新编汉文大藏经总目》。
① 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第59页,第61页。载1978年12月《文物》,又见作者之《河西吐蕃 经卷目录跋》第58页。载《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集;《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第88页,第99页,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1期。
五、道教与苯教文化的交流
1、苯教教祖辛绕与道教老君的关系
苯教教祖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有三种说法:(1)出生在4000年前的大食(伊朗)俄莫隆仁;(2)出生时间与释迦牟尼同时代,出生地在象雄的俄莫隆仁,现在阿里札达县也确有一个俄莫隆乡;(3)“辛绕”是创造古藏文“达巴夭字”的始祖,降生在今阿坝州金川县巴底乡的“琼布”地方,该地有大片平坝叫“卧莫隆仁”,苯教祭坛遗址尚存。此外,有的人说他出生于吐蕃第八代赞普时期。这样就出现了大食、象雄、嘉绒三个均称作“俄莫隆仁”是象雄语,意思是“九朵莲花瓣”,这与老君生下来后脚采九朵莲花的传说,极为相似。“老君”从其母右胁下生出;辛绕从其母右胁用雍仲凿穿而出。联想到道教的祖师有“人老君”与“神老君”之说,苯教的祖师辛绕是否也有“人辛绕”和“神辛绕”之说呢?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后,苯佛斗争十分激烈。唐朝开国之初,道教处于十分优崇的地位,道教与苯教同时产生于各自地方的原始巫术,互相已有了长期的交流。吐蕃的苯教徒为了同传入的佛教作斗争,为了抬高苯教的地位,把“神老君”的一些神话移到“辛绕”身上。“辛绕”与“老君”不是一个人,而“神辛绕”和“神辛绕”与“人老君”的传说,倒有一些相似之处。这正表明后期苯教中有某些道教文化的影子。
2、对苯教师称“神仙”的探索
正如大家所知,“和尚求佛,道士求仙”的说法已沿习很久。道教又称神仙教,道士是追求成为“神仙”。苯教把学完苯教经律的苯教师称为“神仙”(帐松),直到现在仍然如此。“神仙”一词不见于早期“原始苯”的称谓,也不见于佛教徒的追求。苯教师称为“帐松”,正是道士求仙的说法。法国学者石泰安所著《西藏的文明》载:“吐蕃聂赤赞普后,……出现了‘
当时同在吐蕃传教的,还有“五天竺国”(印度)的“婆罗门僧三十人”,婆罗门僧主传莲花戒。在禅宗广为传播的情况下,莲花式学说难以推行。他们想借助赞普的力量制止禅宗流传,莲花戒僧人“奏言,流僧所教授顿悟禅宗并非金口所说,请即停废”,而摩诃衍则提出“与小乘论议,商确是非”。于是双方展开辩论,这就是吐蕃佛教史上著名的“顿渐之诤”,即“顿门”与“渐门”的一次大辩论。
据藏史载,双方都做了辩论准备,摩诃衍等及其追随者约300人,在特为汉僧参禅用的桑耶寺禅定洲殿准备辩论,摩诃衍为此写了《修禅定可卧轮》、《修定者参禅问答》及《再答》、《论证见解之表象》、《引经为证八十经藏缘起》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的概貌可见于《顿悟大乘正决》的后半部③。莲花戒僧也写了四部著作,即《修》初分、中分和末分三部以及《瑜伽恭修造诣》④,西藏大藏经留存下了这些著作。辨论“以月击年,搜索经义”,结果“婆罗门等随言理屈,约义词穷”,败于禅宗。但印度僧人“遂复眩惑大臣,谋结用党”,企图借助某些大臣的强大政治压力来压服禅宗。因而奉信禅宗的一些吐蕃僧人被迫“为法捐躯”,“又有吐蕃僧三十余人,皆深悟真理,同词面奏曰,若禅法不行,吾等请尽脱袈裟,委命沟堑”①。可见吐蕃僧众信奉禅法,志坚不移。公元794年左右,吐蕃赞普“大宣诏命曰,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以后任道俗依法修习”②。这标志着汉僧摩诃衍在吐蕃传播禅宗的巨大胜利。
关于“顿渐之诤”,藏文亦有多种记载,如《贤者喜宴》和《拔协》等等,说法与《顿悟大乘正理决》不一。藏文记载,说摩诃衍辩论失败,返回汉地。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顿渐之诤后,摩诃衍虽然离开了西藏,但顿门巴的思想并没有随之而走,主要影响到后来年宁玛,噶举等藏传佛教的教派。藏文《五部遗教》中的《大臣遗教》记载“顿渐之诤”最详,而且主要记载摩诃衍派的辩论发言,其中有汉地禅师26人,藏族禅宗堪布及译师21人,他们的辩词具体而生动;其中也记载了渐门派的发言,并有摩诃衍的答辩。总之,这些都是罕见的有关“顿渐之诤”的珍贵文献。
4、法成对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事业中,吐蕃名僧“法成”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法成”是他自己用的汉译名,其藏名音译为“桂·却楚”。
法盛大师精通梵、藏、汉三种文字和佛学。据可查的历史文献记载,他生活在公元833—859年左右。将汉文佛经译成藏文,并将藏文佛经译成汉文,是他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最大功业。他的这些译作留传至今,有些分别收在汉藏文两种大藏经中;其中有些汉文佛经已经丢失,不过这些佛经的法成藏译本却保存下来,而早期藏文大藏经中没有收入的某些佛经,法成将其由汉文译为藏文,并收入藏文大藏经以得以存世,其功非小。
法成事绩无正史可考,只能从敦煌文献的某佛经题记和署名中知其略史。公元848年,吐蕃 在沙州的统治被推翻。此前法成在敦煌佛经的汉文题记或署名中,他常自署名“大蕃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③,此后他的自署名则为“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④。此外有时也简署名为“沙门法成”⑤。法成在河西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沙州和甘州,时间在公元833年至859年。
法成在沙州开元寺和永唐寺、甘州修多寺以及张掖县译经和集录佛经、讲经。他精通汉语文,他讲经时,许多汉僧诸如明照、法镜等等均耳聆笔录。他的佛经译着有藏译汉佛经和汉译藏佛经,此外,他还有讲经记录和他的佛经集录,总计有23部之多,恕不赘述。法成还对吐蕃在河西的汉译藏的佛经进行过大量的校勘工作。1978年以来,我国对现存敦煌所藏佛经进行了深入的事理研究,发现有大量的汉译藏佛经,如《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这类手书经卷有三百多卷,其中有法成署名校勘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就有二十余处①。这反映法成在汉藏译经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有的学者考证,敦煌文献中的《瑜迦论汉藏对照词汇》似即法成讲授《瑜迦师地论》时的词汇集。此外,还有《大乘中宗见解》、《阿弥陀经》、《伯字1257号汉藏对照佛学词汇》等汉藏对照词汇,这些都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贵旁证。
吐蕃时期汉藏两族在宗教方面的交往,从佛教文化交流来说,显然有益于双方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汉藏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来说,汉藏佛教文化是两族所共有,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汉族佛教文化的发展,无疑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有益的成份。自然,但是佛教在汉藏两族各自的文化发展以及汉藏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有益作用也是客观的历史潮流存在,不容低估。
①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页12。
② 《莲花生传》,108页上。
③ 《丹喀尔目录》日本影印西藏大藏经,卷145,146页,149页
④ 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之《敦煌写本的佛经》,第305至306页。
① 《册府元龟·外臣部》卷九八0。
② 《伯希和劫经录》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叙》。
③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114至116页。
④ 《顿悟大乘正理决》,《吐蕃僧诤记》,附录原影件,第127页。
① 《顿悟大乘正理决》,《吐蕃僧诤记》,附录原影件,第127页。
② 《大臣遗教》,第20页上至第26页上。
③ 见《萨婆多宗五事论》伯字2073号。
④ 见《瑜伽论》,斯5309号,又见《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伯字136号。
⑤ 见《诸星母陀罗尼经》,斯1287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论文出庥》;《新编汉文大藏经总目》。
① 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第59页,第61页。载1978年12月《文物》,又见作者之《河西吐蕃 经卷目录跋》第58页。载《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集;《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第88页,第99页,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1期。
五、道教与苯教文化的交流
1、苯教教祖辛绕与道教老君的关系
苯教教祖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有三种说法:(1)出生在4000年前的大食(伊朗)俄莫隆仁;(2)出生时间与释迦牟尼同时代,出生地在象雄的俄莫隆仁,现在阿里札达县也确有一个俄莫隆乡;(3)“辛绕”是创造古藏文“达巴夭字”的始祖,降生在今阿坝州金川县巴底乡的“琼布”地方,该地有大片平坝叫“卧莫隆仁”,苯教祭坛遗址尚存。此外,有的人说他出生于吐蕃第八代赞普时期。这样就出现了大食、象雄、嘉绒三个均称作“俄莫隆仁”是象雄语,意思是“九朵莲花瓣”,这与老君生下来后脚采九朵莲花的传说,极为相似。“老君”从其母右胁下生出;辛绕从其母右胁用雍仲凿穿而出。联想到道教的祖师有“人老君”与“神老君”之说,苯教的祖师辛绕是否也有“人辛绕”和“神辛绕”之说呢?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后,苯佛斗争十分激烈。唐朝开国之初,道教处于十分优崇的地位,道教与苯教同时产生于各自地方的原始巫术,互相已有了长期的交流。吐蕃的苯教徒为了同传入的佛教作斗争,为了抬高苯教的地位,把“神老君”的一些神话移到“辛绕”身上。“辛绕”与“老君”不是一个人,而“神辛绕”和“神辛绕”与“人老君”的传说,倒有一些相似之处。这正表明后期苯教中有某些道教文化的影子。
2、对苯教师称“神仙”的探索
正如大家所知,“和尚求佛,道士求仙”的说法已沿习很久。道教又称神仙教,道士是追求成为“神仙”。苯教把学完苯教经律的苯教师称为“神仙”(帐松),直到现在仍然如此。“神仙”一词不见于早期“原始苯”的称谓,也不见于佛教徒的追求。苯教师称为“帐松”,正是道士求仙的说法。法国学者石泰安所著《西藏的文明》载:“吐蕃聂赤赞普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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