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的认同感和合法权利的“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承认政治”(recognize politics) 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作为后一种情绪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各种激进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譬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东南亚国家的伊斯兰团等,由于其野蛮残忍的国际恐怖行径而恶名昭著并为世人所谴责;另一个是种族主义的文明进化观又沉渣泛起,譬如90 年代中期美国出版的一本题为《别人的国家: 关于美国的移民灾难之共识》(Peter Brimelow , Alien Nation : Common Sense About American’s Immigration Disaster , 1995) 的著作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个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一个文明必定拥有一种通过血缘产生的联合体;当前,非白人移民已对美国的历史文化认同传统构成了威胁,而真正的美国人——白人则处于被次等民族吞噬的危险之中(方纳,2003 ,458 -459) 。尽管作者抱怨亚裔移民已把南加州密密麻麻地覆盖了一层,却只字未提并不太久以前(1840 年代),正是这些白人的先祖用暴力把土著的墨西哥人驱赶出其世代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家园。 

        而这后一种倾向反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死灰复燃,这是种族主义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反国家(干预) 主义——的结合。它们主张,国家不应干涉经济运作的自然方式,同样也不应影响种族、族群自然的能力、贫富分化。针对少数族群追求自身权利(种族的、文化的或性别的) 的诉求,它们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承认和赞赏族群差异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属于他们自己群体的“认同政治”观点,其理据不外乎一种陈旧而发霉的观点:世界被分成为亘古不变的种族秩序,每个种族在从低到高的进化等级序列上各有其特定位置,各自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进行着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见解,刚一出笼便为世人所诟病,即使在保守主义阵营内部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但它却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中更广泛意义上的分歧,即作为美国立国根基的“自由”理念是否还能算作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观?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脉络中应运而生的。在他勾勒的后冷战世界图景中,那些基于不同种族、文化、历史的文明将相互屠戮,角逐霸权,其实质仍然是不同种族之间为获得有利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而进行的生存斗争。对此,方纳是这样评论的: 

　　对亨廷顿来说,自由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种族环境下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他的这种观点不禁使人想起18 世纪的“英国人的自由”传统和19 世纪以种族为基准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他否定了西方与世界其他各地区的“相关性”,这是对传统的普适性自由观的背离,后一种思想起源于美国革命时期,并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被极为有利的强化了。(方纳,2003 :459) 

        联系布什政府在“9. 11” 事件后的一系列单边主义作为及其广受非议的中东政策所导致的巴以冲突愈演愈烈的僵局,人们似应对“文明冲突论”与新保守主义的内在关系有更深的认识。 

二、伊拉克战争的宗教社会学解读 

　　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断言萨达姆政权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实际上这场战争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长期未能解决有着直接的关系。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其本身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原因,中间涉及到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纠缠,再加上大国势力的角逐,致使中东地区成为自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迄今巴以双方战事频发、以暴易暴的仇杀事件持续不断,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同时也是人们观察“文明冲突”的窗口。凡是关注国际关系的人都可以发现,美国的中东政策明显带有偏袒以色列的倾向,这里除了犹太移民在美国具有能左右世界金融走势和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雄厚政经实力因素之外,还有其更深刻的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北美媒体纷纷谈论原芝加哥大学教授施特劳斯(Leo Strauss) 的政治哲学,诠释它与布什新保守主义的深层联系。受此影响, 国内学界也开始翻译出版施特劳斯的著作,许多论述也试图多方探寻美国新保守主义内外政策形成的原因,人们尽管对此看法不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研究的论域完全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范围,开始关注对象的深层次思想文化根源,长此以往必将推动国际政治研究向更深广的领域发展,与此同时也在催生着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国际关系(政治) 社会学或称全球社会学(cosmopolitan sociology) 在我国的兴起。美国学者J . D. 亨特所著《文化战争》一书详细阐述了美国国内政治思潮与其文化取向的关系,他把美国文化对保守主义的影响分为世俗的(亦即无神论的) 正统派和宗教的正统派两种,而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及其学派被他视为有名的无神论者和保守派分子(亨特,2000 :137) 。在谈到宗教与美国政治的关系时,他写道: 

　　一方面,宗教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的传统主义之间有一点关系,或是同形异质;另一方面, 宗教的或世俗的自由主义与政治的改革主义(即使不是激进主义) 之间也有一点关联或同形异质。由于这些大致上的关联,秉持某种文化取向的人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政治理想。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宗教正统派的人士总是主张强悍的、甚至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正统派团体所以自认为是宗教的正统派,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强权(例如,阻挡“不信宗教的”共产主义的扩张、保护以色列等) 。(享特,2000 :144) 

        作者这里触及了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对外政策与美政坛右翼人士宗教信仰之间的微妙关系。人们知道,在1948 年5 月宣布建国以前,以色列一直是一个亡国近两千年、没有自己领土的非地域性民族共同体的名称。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3 世纪末以色列人即已在巴勒斯坦地区生活,公元前10 世纪中叶所罗门王治下的以色列进入黄金时期,耶路撒冷圣殿(史称第一圣殿) 即在此时建成。所罗门死后王国即分裂为地处北部的以色列和南部的犹大两部分。公元前722 年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作为亚述附庸的犹大也于公元前587 年被巴比伦攻陷,致使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色列王国败亡后其成员部分被掠散落于巴比伦,波斯征服巴比伦后一些人又逃亡至埃及,后被准许返回耶路撒冷重修圣殿(第二圣殿),并于公元前141 年获得独立。公元70 年罗马帝国入侵耶路撒冷,此后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实体遂不复存在。犹太人虽然亡国近两千年,颠沛流离于世界各地,却依靠着以色列民族的宗教——犹太教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并维系着世界各个角落犹太人的民族认同,也使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得以延续。而美国原是英国在北美新大陆上的一个殖民地,自1794 年独立后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移民,成为多种文化交汇、多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但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2Saxon Protestants ,简称WAPs) 文化,换言之,美国是个基督新教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与以色列并没有任何血缘、地缘上的关系,甚至美国在立国早期的19 世纪中叶,随着天主教徒和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还出现过反天主教和反犹太教的文化冲突。从基督信仰上看,美国新教徒对犹太人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对犹太民族复国的理想和行动抱有深切的同情。自公元70 年圣城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攻陷后,大批犹太人遭到屠戮,幸存者迁徙异域,从此开始背井离乡散居世界各地的流亡生活;二次大战期间更是惨遭德国纳粹的残酷屠杀。然而,历经两千余年的磨难,这个民族竟奇迹般地存活下来,说明他们终究是《圣经》上记载的“与上帝立约”的民族,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犹太人也是个背信弃义的民族,毕竟是犹太人杀害了耶稣基督,背弃了弥赛亚的信仰,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引起了上帝的震怒,遭到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