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复和惩罚,在世界各地受尽各种苦难,实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美国社会这种看待犹太人的矛盾心态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间的张力,很快就被一种宗教多元主义的共识所化解,究其原委还要追溯到“圣经一神论信仰上去(亨特,2000) 。
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是从犹太教承继下来的,经书中讲述了上帝与犹太民族在西奈山订立盟约——上帝拣选犹太民族为特选子民, 犹太民族笃信上帝为惟一真神,故名“约书”。它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三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犹太民族的历史和犹太教的法典、先知预言、诗歌、箴言等。基督教继承了这一经典,称为“旧约圣经”,但又认为,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流血受死而与人订立了新的盟约。“新约”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撰写的书信、启示等。这意味着,“旧约圣经”凝聚着犹太基督教信仰关于敬拜上帝为惟一真神、严禁崇拜偶像的共识,它为美国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东正教徒提供了一种大众生活的共同理想,并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黏合剂,起到调和不同族裔文化冲突的功能。作为旧日英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美国的先民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被迫出走英伦三岛,乘着“五月花”号帆船飘洋过海辗转来到北美新大陆,迁徙定居谋求生存发展,这个经历,在新教徒的信仰中暗喻着旧约第二卷“出埃及记”中记述的以色列先民从埃及出走前后的情形:雅各的子孙在埃及沦为奴隶,上帝召呼摩西带领同胞出走埃及,脱离奴役生活来到西奈旷野;上帝在西奈山颁布十戒和律法给以色列人,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the covenant) ——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为“惟一真神”,上帝视以色列人为“拣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 ;摩西死后,其后人约书亚率族人从西奈旷野重新返回迦南(今巴勒斯坦) ——上帝曾对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做出允诺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 ,让其子孙在这块“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世代生息繁衍并“永远为王”。进而言之,美国先民在北美新大陆拓荒垦殖创立基业时的开拓进取精神,是以犹太人返回迦南地之前在西奈旷野经受磨难时所砥砺出的坚韧不拔为象征的。再进一步,美利坚合众国的建造负有神圣的宗教使命——为在这个尘世上建立具有基督美德的国家垂范,为天国( Kingdom of Heaven) 的降临做好准备。这样说来,“旧约”就不仅成为新教徒与犹太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而且是美国人国家认同的符号(symbol) 。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美国新教徒的信仰里视“出埃及记为旧约历史发展的中心,犹如十字架在新约中的地位一样。这也是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圣经创造的,尤其是旧约创造的” (亨特,2000 :77) 的原因。
与上述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新教徒关于“千禧年”信仰的神学教义问题。千禧年(Millenium) ,又称千年王国,源自《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记载的使徒约翰的预言: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届时首批复活的圣徒将与基督共享福乐;千年期满世界末日到来,恶人也将复活,接受最后审判;圣徒升天堂享永福,恶人下地狱受永罚。这种基督再次降临的观念是与复活和最后审判紧密相连的,它与《旧约但以理书》所载的“弥赛亚预言”（注1） 相契合。
早期基督教,无论正统或异端大多信仰千禧年说,5 世纪后此种信仰逐渐衰落,16 世纪后又有所回升,这种企盼基督千年为王治理的信仰后被称为锡利亚主义(Chiliasm) 。19 世纪20 年代以后这一与末日论有关的神学教义在美国新教保守主义派别中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发展,迄今仍对美国新教向着偏离社会福音派运动方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个保守主义派别就是美国新教中的基要派或称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m) ,又称原教旨主义。基要派本来指美国新教信仰中的一个派别,它是在19 世纪科学和史学思想革命的冲击下,对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倾向的一种保守主义反应,因1895 年几个新教派别召开的尼亚加拉圣经会议形成的“基要主义五要点”而得名,其主旨是:恪守基督信仰,坚信《圣经》绝无错误。基督复临派(Adventists) 、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 Day Adventists) 、五旬节派(Pentecostals) 、圣洁会(Holiness Churches) 等是基要派中的典型。譬如,一个出生在西马萨诸塞名为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 ,1782 -1849) 的农夫,从1831 年起到处传播,根据《圣经》中先知预言推算,基督再次降临和千年王国的建立将在1843 和1844 年发生。尽管他的两次预言都肥皂泡般地破灭了,但他的追随者却仍旧成立了基督复临派并经常召开会议,坚守这种信仰迄今不变。还有些人接受安息日浸信会的做法,以每周第七日(星期六) 而不是第一日(星期日) 为安息日(礼拜上帝日,不工作),这就是安息日基督复临派的主张。五旬节派则要求严格按照《旧约利未记》第17 -26 章的规定,保持基督门徒在五旬节接受“圣灵的传统(参见Kenneth S. Latourette ,1975 :128 、1258) 。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在新旧千年相交之际,新教中某些极端派别或神秘派别关于世界末日到来和基督复临的“锡利亚式狂想”在一些地方又有所抬头。据媒体披露,与末日论信仰有关的“世界末日教派” 于1999 年成立。此后便不断有人类即将面临世界末日的预言从不同地域传出,一些类似上述米勒式的预言还借助媒体广告和影视光盘大肆传播,使许多信徒上当受骗,酿成许多人生悲剧并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仅见诸报端披露的就有1988 年10 月28 日在韩国汉城和1993 年2 月28 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以及2003 年11 月10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郊等地发生的一系列“世界末日”闹剧。
在千禧年教义中,基要派主张“千禧年前论”(Pre2Millenarianism) ,这是一种与“千禧年后论”相对立的主张,认为基督复临将在千禧年之前,千禧年的太平盛世亦因基督的复临而建立;在这千年中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千年届满即是世界末日到来,人类将面临最后审判。按照这一神学观点,以色列的完全复国以及耶路撒冷圣殿的重新建立,就成为基督复临实现千年王国预言的前提。信仰这种“千禧年前论”的美国新教基要派信徒自然会把支援以色列复国和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布什家乡地处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新教基本教义派右翼势力影响历来甚大,小布什出身得州富商世家, 年轻时酗酒纨绔,后决意戒酒并皈依宗教成为再生新教徒的经历以及入主白宫后以“ 领导世界”、“拯救世界”为己任的强烈个人使命感(从“无限正义”的自我僭称可管窥一斑),还有对外交往上的强悍、霸道作风,都表明布什其人性格中的新教基本教义派特征。从中不难发现美国新保守主义在中东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的宗教诱因,这也是巴以僵局难以解决并进而引发中东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宗教—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当然,决定美国的中东问题立场以及造成巴以冲突根源的并非就是宗教本身,还有更深刻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也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方面的因素, 但将这些矛盾转化为暴力冲突,宗教—文化因素无疑扮演着催化角色。正是基于这一看法,许多人对短期内解决巴以冲突并不抱乐观态度。须知,冲突着的双方,无论美以信仰的基督教—犹太教抑或阿拉伯—巴勒斯坦信仰的伊斯兰教,都属于一神论救赎宗教,终极关切上的排他性及由此带来的行为取向上的不妥协、不宽容,必然减弱甚至窒息实践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注定了巴以之间这场冤冤相报、轮回式报复性仇杀的暴力冲突难以在短期内化解。或许这正是“文明冲突论”的警世意义之所在!
三、“公民宗教”与美国的民族主义
尽管美国版本的全球化概念总是高调宣扬一套普遍主义、
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是从犹太教承继下来的,经书中讲述了上帝与犹太民族在西奈山订立盟约——上帝拣选犹太民族为特选子民, 犹太民族笃信上帝为惟一真神,故名“约书”。它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三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犹太民族的历史和犹太教的法典、先知预言、诗歌、箴言等。基督教继承了这一经典,称为“旧约圣经”,但又认为,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流血受死而与人订立了新的盟约。“新约”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撰写的书信、启示等。这意味着,“旧约圣经”凝聚着犹太基督教信仰关于敬拜上帝为惟一真神、严禁崇拜偶像的共识,它为美国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东正教徒提供了一种大众生活的共同理想,并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黏合剂,起到调和不同族裔文化冲突的功能。作为旧日英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美国的先民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被迫出走英伦三岛,乘着“五月花”号帆船飘洋过海辗转来到北美新大陆,迁徙定居谋求生存发展,这个经历,在新教徒的信仰中暗喻着旧约第二卷“出埃及记”中记述的以色列先民从埃及出走前后的情形:雅各的子孙在埃及沦为奴隶,上帝召呼摩西带领同胞出走埃及,脱离奴役生活来到西奈旷野;上帝在西奈山颁布十戒和律法给以色列人,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the covenant) ——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为“惟一真神”,上帝视以色列人为“拣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 ;摩西死后,其后人约书亚率族人从西奈旷野重新返回迦南(今巴勒斯坦) ——上帝曾对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做出允诺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 ,让其子孙在这块“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世代生息繁衍并“永远为王”。进而言之,美国先民在北美新大陆拓荒垦殖创立基业时的开拓进取精神,是以犹太人返回迦南地之前在西奈旷野经受磨难时所砥砺出的坚韧不拔为象征的。再进一步,美利坚合众国的建造负有神圣的宗教使命——为在这个尘世上建立具有基督美德的国家垂范,为天国( Kingdom of Heaven) 的降临做好准备。这样说来,“旧约”就不仅成为新教徒与犹太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而且是美国人国家认同的符号(symbol) 。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美国新教徒的信仰里视“出埃及记为旧约历史发展的中心,犹如十字架在新约中的地位一样。这也是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圣经创造的,尤其是旧约创造的” (亨特,2000 :77) 的原因。
与上述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新教徒关于“千禧年”信仰的神学教义问题。千禧年(Millenium) ,又称千年王国,源自《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记载的使徒约翰的预言: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届时首批复活的圣徒将与基督共享福乐;千年期满世界末日到来,恶人也将复活,接受最后审判;圣徒升天堂享永福,恶人下地狱受永罚。这种基督再次降临的观念是与复活和最后审判紧密相连的,它与《旧约但以理书》所载的“弥赛亚预言”（注1） 相契合。
早期基督教,无论正统或异端大多信仰千禧年说,5 世纪后此种信仰逐渐衰落,16 世纪后又有所回升,这种企盼基督千年为王治理的信仰后被称为锡利亚主义(Chiliasm) 。19 世纪20 年代以后这一与末日论有关的神学教义在美国新教保守主义派别中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发展,迄今仍对美国新教向着偏离社会福音派运动方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个保守主义派别就是美国新教中的基要派或称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m) ,又称原教旨主义。基要派本来指美国新教信仰中的一个派别,它是在19 世纪科学和史学思想革命的冲击下,对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倾向的一种保守主义反应,因1895 年几个新教派别召开的尼亚加拉圣经会议形成的“基要主义五要点”而得名,其主旨是:恪守基督信仰,坚信《圣经》绝无错误。基督复临派(Adventists) 、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 Day Adventists) 、五旬节派(Pentecostals) 、圣洁会(Holiness Churches) 等是基要派中的典型。譬如,一个出生在西马萨诸塞名为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 ,1782 -1849) 的农夫,从1831 年起到处传播,根据《圣经》中先知预言推算,基督再次降临和千年王国的建立将在1843 和1844 年发生。尽管他的两次预言都肥皂泡般地破灭了,但他的追随者却仍旧成立了基督复临派并经常召开会议,坚守这种信仰迄今不变。还有些人接受安息日浸信会的做法,以每周第七日(星期六) 而不是第一日(星期日) 为安息日(礼拜上帝日,不工作),这就是安息日基督复临派的主张。五旬节派则要求严格按照《旧约利未记》第17 -26 章的规定,保持基督门徒在五旬节接受“圣灵的传统(参见Kenneth S. Latourette ,1975 :128 、1258) 。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在新旧千年相交之际,新教中某些极端派别或神秘派别关于世界末日到来和基督复临的“锡利亚式狂想”在一些地方又有所抬头。据媒体披露,与末日论信仰有关的“世界末日教派” 于1999 年成立。此后便不断有人类即将面临世界末日的预言从不同地域传出,一些类似上述米勒式的预言还借助媒体广告和影视光盘大肆传播,使许多信徒上当受骗,酿成许多人生悲剧并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仅见诸报端披露的就有1988 年10 月28 日在韩国汉城和1993 年2 月28 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以及2003 年11 月10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郊等地发生的一系列“世界末日”闹剧。
在千禧年教义中,基要派主张“千禧年前论”(Pre2Millenarianism) ,这是一种与“千禧年后论”相对立的主张,认为基督复临将在千禧年之前,千禧年的太平盛世亦因基督的复临而建立;在这千年中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千年届满即是世界末日到来,人类将面临最后审判。按照这一神学观点,以色列的完全复国以及耶路撒冷圣殿的重新建立,就成为基督复临实现千年王国预言的前提。信仰这种“千禧年前论”的美国新教基要派信徒自然会把支援以色列复国和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布什家乡地处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新教基本教义派右翼势力影响历来甚大,小布什出身得州富商世家, 年轻时酗酒纨绔,后决意戒酒并皈依宗教成为再生新教徒的经历以及入主白宫后以“ 领导世界”、“拯救世界”为己任的强烈个人使命感(从“无限正义”的自我僭称可管窥一斑),还有对外交往上的强悍、霸道作风,都表明布什其人性格中的新教基本教义派特征。从中不难发现美国新保守主义在中东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的宗教诱因,这也是巴以僵局难以解决并进而引发中东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宗教—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当然,决定美国的中东问题立场以及造成巴以冲突根源的并非就是宗教本身,还有更深刻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也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方面的因素, 但将这些矛盾转化为暴力冲突,宗教—文化因素无疑扮演着催化角色。正是基于这一看法,许多人对短期内解决巴以冲突并不抱乐观态度。须知,冲突着的双方,无论美以信仰的基督教—犹太教抑或阿拉伯—巴勒斯坦信仰的伊斯兰教,都属于一神论救赎宗教,终极关切上的排他性及由此带来的行为取向上的不妥协、不宽容,必然减弱甚至窒息实践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注定了巴以之间这场冤冤相报、轮回式报复性仇杀的暴力冲突难以在短期内化解。或许这正是“文明冲突论”的警世意义之所在!
三、“公民宗教”与美国的民族主义
尽管美国版本的全球化概念总是高调宣扬一套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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