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国家信仰融合为一身,在其象征体系里,国家政治生活被神圣化,国家价值被宗教化,民族英雄被神化,民族历史被体验为具有神圣意义的历史、救赎的历史,并成为像美国全国退伍军人组织一类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社团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从正面作用看,美国公民宗教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通过强有力的民族团结象征为实现民族目标去激发个人深层的心理动机,从而起到动员国民、统合民族意志的社会功能;从负面看,其并非总是起到有利于有价值的目标或正义事业的作用。在国内舞台上,它往往成为攻击非国教信徒和各种自由主义思想、群体的一面旗帜。远的如南北战争前一些奴隶制的捍卫者就曾以宗教和国家理由来拒斥《独立宣言》思想,其中一些最顽固不化者不仅反对杰佛逊的民主,而且更反对宗教改革,甚至梦想由中世纪的骑士军团和神权政治来治理南方各州。在民族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美国的以色列”主题是为其自19 世纪早期以来对外推行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政策合法化辩护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 的根据,它同时也引出了美国族裔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即这些欧洲白人移民对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征服性掠杀和对非洲黑人的奴役性贩卖。公民宗教建构的神话、信仰、叙事都是根据欧洲移民的经历,特别是英国清教徒的传统和象征体系而重复叙述的,其目的在于将民族国家的意志神圣化,一切有悖于这一目的的东西,如印第安人、黑人的经历以及体现他们在美国存在的象征符号,都被有意地隐匿和抹煞了,于是他们也就被否认了作为、“美国人的身份,并使他们在象征符号体系里“缺席“不在场”,最终了无踪迹。这样,作为一种传统、信仰和符号体系的公民宗教,几百年来一直被用来充当解释欧裔人对非欧裔人的压迫和剥削的意识形态。它不仅隐匿了上述种种冲突,无视非欧裔人的存在,而且也囿限了欧裔人自己的生活和历史空间, 因为它在忽视非欧裔人存在的同时,也使欧裔美国人规避了自己的真实存在,隐藏了自己的真实经历, 否认自己那段不光彩的掠夺征服和镇压的历史。如果从文化压迫或文化不平等的视角来解读公民宗教和新教,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公民宗教作为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原来只是关于白人征服者丰功伟业的一种宏大叙事,其中包含着一种双重的压迫:一方面是印第安人和黑人在身体上、文化上、精神上受压迫,在象征体系上也受压迫;另一方面,欧裔白人也使自己意识的一部分受到压迫, 乃至逃遁、消失。结果就像贝拉所说的,“自由的异化和原教旨主义的僵化” (Bellah ,2000 :272) 。
今天在美国,一切根本性权利都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这可以在诸如堕胎、同性恋婚姻等问题上看出, 两党无论赞成或反对这一权利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诉诸宗教理由,因此任何涉及这一权利的法案通过与否,都和它与公民宗教认同有着微妙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公民宗教是“政治正确”的潜在判准。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在美国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批判的社会理论为什么只流行在少数知识界精英和大学校园。在这样一种强大的政治文化氛围下,所谓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信仰自由,就只有形式上的意义了。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对此曾评论道:
要是我们没有不坦诚地表示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便无法参加公务竞选。尽管有着这种妥协,但是没有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易于获得公务竞选……除非宗教信仰者仍然愿意以私人化来换取宗教自由的保证,否则我们将无法保持一个民主的政治共同体……(罗蒂,2003 :146 -147)
从公民宗教的视角结合这场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来思考问题,或许可以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当布什总统宣布伊拉克由于“不站在我们一边”而被入另册成为“邪恶轴心”国家之一,进而判定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决定用“无限正义行动”来彻底摧毁萨达姆政权时,在其潜意识里发生着公民宗教的符号互动作用:美国作为“新耶路撒冷”和“ 地球最后最美好的希望”的角色、美国人民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新教关于善恶势不两立的道德观念,它们一起将以总统意志为表达的国家意志神圣化,并为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了共同的宗教依据。对于无法判断伊拉克是否真地“藏匿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个论据本身或许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美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挺进伊拉克或在各地武装巡逻时,进一步诉诸“献身”这一伟大主题显得近乎残酷,但却也能使这场战争神圣化。这些都是这场战争尽管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反对但布什本人的国内支持率却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在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却拿不出任何有力证据证明自己当初行动的正当且合法,从而使布什本人及其政府在世人面前陷入了深深的尴尬之中。这里提出了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先辈所为之奋斗的信仰、理念是否真正一致? 再者,上帝的象征意义在公民宗教中如同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一样,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接受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地位,遑论各种教会或教派。这一点在美国建国前后的18 世纪也绝无问题。但随着宗教世俗化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宗教意识可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而一旦这种变化涉及到共同的信仰基础,即关于上帝信仰这一根基时,就像基督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情形或者如欧洲当代不断深入的世俗化所表现的那样,将会给公民宗教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考虑到公民宗教缺少像基督教的“信经”那种高度形式化的权威性信仰纲要,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前一个问题包涵着道德和政治危机,后一个问题则孕育着深刻的神学危机。须知“公民宗教已成为西方宗教和哲学传统最深刻的信念与美国人的共同信仰之间的连接点”(贝拉语),因此,从这个连接点上思考这场战争进而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显得既有实践上的紧迫性,又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注释：
（1）弥赛亚(Messiah) ,希伯来文意为“受膏者”,指上帝所派遣者,因古代犹太人封立君王时受封者额头上被敷膏油而得名。以色列亡国后,人们传说,上帝终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以色列国,于是弥赛亚就成为犹太人所盼望的复国救主。而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希腊文即基督,但基督不是复国救主,而是人类的救世主,凡信仰他的人,灵魂都能得到拯救。并且,在新教的解释中,千年王国的中心是以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为象征的,因此新教徒对千禧年的盼望与犹太教徒对弥赛亚的企盼就发生了信仰上的联系,从而使耶路撒冷成为两种宗教的共同象征符号。
参考文献:
埃里克·方纳,2003 , 《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
J . D. 亨特,2000 , 《文化战争》,安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鲍勃·伍德沃德,2003 , 《2001 布什的战争》,上海美国研究所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理查德·罗蒂,2003 , 《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苏国勋,2003 , 《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载《中国社会学》(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J . 哈贝马斯,2000 , 《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过去和未来》,曹卫东译,载《国外社会学》第6 期。
罗特特·默顿,2001 ,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三联书店。
Merton , K. 1968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 The Free Press.
Latourette , Kenneth Scotte 1975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by Harper & Row , Publishers , Inc.
Bellah , R. N. 1990 ,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 From Culture and Society , (ed. ) by Alexander , J . C.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The B roken Covenant :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 Seabury Press.
Bellah , Robert N. & Hammond , Phillip E. 1980 , Varieties of Civil Religion , Harper & Row , Publishers. ，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
今天在美国,一切根本性权利都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这可以在诸如堕胎、同性恋婚姻等问题上看出, 两党无论赞成或反对这一权利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诉诸宗教理由,因此任何涉及这一权利的法案通过与否,都和它与公民宗教认同有着微妙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公民宗教是“政治正确”的潜在判准。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在美国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批判的社会理论为什么只流行在少数知识界精英和大学校园。在这样一种强大的政治文化氛围下,所谓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信仰自由,就只有形式上的意义了。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对此曾评论道:
要是我们没有不坦诚地表示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便无法参加公务竞选。尽管有着这种妥协,但是没有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易于获得公务竞选……除非宗教信仰者仍然愿意以私人化来换取宗教自由的保证,否则我们将无法保持一个民主的政治共同体……(罗蒂,2003 :146 -147)
从公民宗教的视角结合这场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来思考问题,或许可以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当布什总统宣布伊拉克由于“不站在我们一边”而被入另册成为“邪恶轴心”国家之一,进而判定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决定用“无限正义行动”来彻底摧毁萨达姆政权时,在其潜意识里发生着公民宗教的符号互动作用:美国作为“新耶路撒冷”和“ 地球最后最美好的希望”的角色、美国人民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新教关于善恶势不两立的道德观念,它们一起将以总统意志为表达的国家意志神圣化,并为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了共同的宗教依据。对于无法判断伊拉克是否真地“藏匿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个论据本身或许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美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挺进伊拉克或在各地武装巡逻时,进一步诉诸“献身”这一伟大主题显得近乎残酷,但却也能使这场战争神圣化。这些都是这场战争尽管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反对但布什本人的国内支持率却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在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却拿不出任何有力证据证明自己当初行动的正当且合法,从而使布什本人及其政府在世人面前陷入了深深的尴尬之中。这里提出了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先辈所为之奋斗的信仰、理念是否真正一致? 再者,上帝的象征意义在公民宗教中如同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一样,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接受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地位,遑论各种教会或教派。这一点在美国建国前后的18 世纪也绝无问题。但随着宗教世俗化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宗教意识可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而一旦这种变化涉及到共同的信仰基础,即关于上帝信仰这一根基时,就像基督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情形或者如欧洲当代不断深入的世俗化所表现的那样,将会给公民宗教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考虑到公民宗教缺少像基督教的“信经”那种高度形式化的权威性信仰纲要,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前一个问题包涵着道德和政治危机,后一个问题则孕育着深刻的神学危机。须知“公民宗教已成为西方宗教和哲学传统最深刻的信念与美国人的共同信仰之间的连接点”(贝拉语),因此,从这个连接点上思考这场战争进而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显得既有实践上的紧迫性,又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注释：
（1）弥赛亚(Messiah) ,希伯来文意为“受膏者”,指上帝所派遣者,因古代犹太人封立君王时受封者额头上被敷膏油而得名。以色列亡国后,人们传说,上帝终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以色列国,于是弥赛亚就成为犹太人所盼望的复国救主。而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希腊文即基督,但基督不是复国救主,而是人类的救世主,凡信仰他的人,灵魂都能得到拯救。并且,在新教的解释中,千年王国的中心是以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为象征的,因此新教徒对千禧年的盼望与犹太教徒对弥赛亚的企盼就发生了信仰上的联系,从而使耶路撒冷成为两种宗教的共同象征符号。
参考文献:
埃里克·方纳,2003 , 《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
J . D. 亨特,2000 , 《文化战争》,安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鲍勃·伍德沃德,2003 , 《2001 布什的战争》,上海美国研究所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理查德·罗蒂,2003 , 《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苏国勋,2003 , 《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载《中国社会学》(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J . 哈贝马斯,2000 , 《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过去和未来》,曹卫东译,载《国外社会学》第6 期。
罗特特·默顿,2001 ,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三联书店。
Merton , K. 1968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 The Free Press.
Latourette , Kenneth Scotte 1975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by Harper & Row , Publishers , Inc.
Bellah , R. N. 1990 ,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 From Culture and Society , (ed. ) by Alexander , J . C.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The B roken Covenant :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 Seabury Press.
Bellah , Robert N. & Hammond , Phillip E. 1980 , Varieties of Civil Religion , Harper & Row , Publishers. ，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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