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案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采取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来建构集体和集体认同的疆界。针对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及其制度化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具体的定义。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包括：市民要素、原生要素、普遍主义要素以及超越的「神圣」要素。首先，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从思想上把它们绝对化。第二，集体认同的市民要素越来越重要。第三，政治疆界的建构与文化集体疆界的建构之间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联。第四，一方面十分强调这些集体的领土疆界，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这些集体的领土的和（或）特殊主义的要素与范围更广的、潜在的普遍主义要素之间的持久张力，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集体的建构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与现代性最基本的一般特征完全相符。这个特征就是，集体的建构不断地以反思的形式受到质疑。集体认同并不是由某一超越理想和权威或某些永久性习俗所给定的，或预先注定的。这一点即便不与轴心文明的情形截然相悖的话，至少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集体认同成为争论和斗争的焦点，而这种争论和斗争经常都带有高度意识形态的色彩。
集体认同的建构有一个核心要素，那就是，一个社会感觉到自己是「现代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担纲者。同时，这个要素还涉及到一个社会与其它社会（即便是那些自称为、或被视为现代性方案担纲者的社会）和形形色色「他者」的关系。 五 现代文明实际上只是轴心文明的变构
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明从一开始就充满内在的二律背反和矛盾，它们是内在于轴心文明的二律背反和矛盾的彻底变形，产生出了持续不断的批判话语和政治争论。这些话语和争论主要涉及到现代性文明诸前提之间的关系、张力和矛盾，以及这些前提与近代社会的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张力和矛盾。
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看，还是从政治的层面上看，总体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张力可能都是最关键的。总体论以一种极权主义的方式将不同的价值、尤其是不同的合理性合并在一起，而多元论则承认这些不同价值与合理性的存在。当涉及到理性及其在人类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地位的观念时，这一张力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正如图尔闵（Stephen Toulmin）不无夸张地指出的，它表现在蒙田（Michel E. Montaigne）或伊拉斯谟（Gerhard G. Erasmu）更趋于多元主义的观念与笛卡儿所宣扬的整体理性观之间的差异上。事实上，按照蒙田和伊拉斯谟的多元主义观点，还必须承认人类存在的其它文化特征，并赋予它们以正当性。总体论把不同的合理性合并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理性高于一切的原则（它经常被看成是启蒙时代的中心思想）。这一原则把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t）或实质理性统摄于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t）之下，或者把它统摄于一种总体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技术统治论和道德乌托邦理想可能还会在极权主义笼罩下进一步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总体化的、专制的倾向与多元主义倾向之间的伴生张力还在人类经验的其它方面（尤其是情感方面）发展起来。
透过这些张力，在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内部发展出了一些持久的矛盾，尽管其具体表现形式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些矛盾存在于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基本前提与近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发展之间。在这些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矛盾中，也包括了韦伯极力强调的矛盾。韦伯所指出的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导致现代性成形的理想原本具有某种创造性，但是，这些理想在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生气，与日俱增的常规化和科层制化必然导致世界的「脱魅」。第二，近代世界原本是通过一种超越理想而获得意义的，然而，由于不同的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日益地自主发展，这种意义分裂成一些残缺不全的碎片。与此紧密相关，还出现了这样一种张力：一方面强调人的自主性、个人的自主性，但在另一方面，从近代生活的制度化实现中，又产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内在的约束和控制机制。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其它一些人都曾描述过这种现象，尽管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用瓦格纳（Peter Wagner）的话来说，这是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张力。 六 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均为现代社会的变种
与此紧密相关，近代政治话语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张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张力就是，一方面，互相分离的、多元的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以及关于共同利益和道德秩序的不同概念被赋予了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全控意识形态，它们否认这种多元性具有任何正当性。
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强调集体的优位性。集体被看成是独立的本体论实体，其根基是一些原生的和（或）精神性的共同特征，尤其是民族集体精神。另外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雅各宾主义意识形态，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末世论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归结为一点，就是相信政治的优位性，相信能够通过政治重建社会，相信能够通过极权式动员的参与型政治行动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不管这些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之间有何区别，它们都极端怀疑公开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议制和公共讨论的制度；与此同时，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专制独裁倾向。 七 第二个全球轴心时代的本质：多元的现代性
人们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又有一些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正是这两者的结合，通过众多宣扬和实施不同现代性理想的文化和政治行动份子的活动，通过他们之间的不断争论，形成了不同的现代性模式，即多元的现代性。这种结合是第二全球轴心时代的现代性的核心所在。
就这些行动份子而言，社会运动、抗议运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自由派运动，然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运动和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它们是轴心文明时代某些主要异端运动在近现代条件下的变形，尤其是那些力图通过政治行动、通过重建中心实现乌托邦理想（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引入人的王国）的异端运动的变形。尽管这些运动的根基在各自的国家，但它们却是国际性的，构成了连续的或相互的参照点。其中最成功的运动不断地形成一些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它们经常与特定的国家等同起来（例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后来的苏俄便是如此），但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本身。 八 欧洲的现代化如何开动第二个轴心时代
现代性文化方案植根于中世纪后期文明和制度的转型，其成形过程与欧洲的扩张过程，尤其是几次大革命后欧洲的扩张过程是同步的。在近代早期，西方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思想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影响范围包括东正教国家，尤其是俄国；伊斯兰教国家；伟大的亚洲轴心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佛教文明；仅有的主要非轴心文明，即日本，其间形成了非西方现代性的首例；非洲。这种扩张可以看成是近代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到本世纪末，这种全球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几乎伴随着现代性的登场，更不用说自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世界范围的扩张引出了如下问题：世界，在这种全球化扩张影响下成形的现代世界，是否将成为一个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