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就其各自的理想而言，这两种类型的雅各宾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有一些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它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和批评上，表现在它们对现代性基本矛盾的态度以及对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不同要素的拒绝和解释上。换句话说，这种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现代性有不同的解释，并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现代性。尽管如此，它们都十分关注现代性，把现代性当作自身的主要参照框架。
第三，从表面上看，这些宗教运动（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极端对立面是形形色色的后现代运动，它们经常围绕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霸权展开争论。尽管如此，我们却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某些重要相似性。虽然在这些运动内部发展出了不同文化辞格和模式的相似组合，但它们也在相互竞争。所涉及的问题是，针对文化全球化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的矛盾情结，究竟谁提供了适当的「答案」。所有这些运动都十分关注如下问题：它们的身份认同与各种居于霸权地位的文化所宣扬的母题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本真的认同与特别是美国文化在现代舞台上的霸权地位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现代性在欧洲登场伊始，这种关切便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一个基本元素。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运动都害怕本土文化遭到侵蚀，害怕全球化及其中心的影响。这种担忧一直都与对这些中心的矛盾态度联系在一起，结果便造成了一种持续摇摆不定的局面，时而偏向世界主义，时而又表现出各种「特殊主义的」倾向。 十六 被重构的「问题性」
所有这些主题都十分广泛地流行，多元主义与极权主义取向和方案、多面性的认同与封闭的认同之间的张力普遍地存在。在普遍主义霸权的新形势下，特殊主义的认同与普遍主义的认同不断地发生冲突，面对主要的霸权中心，几乎所有的运动都采取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姿态。这一切证明了如下事实：这些发展趋势虽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模式，但并没有逸出轴心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性（problematics）。它们无不具有一种深刻的反省意识。尽管它们试图为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性提供最终的、无可争辩的答案，但它们也认识到，这些张力绝不可能有甚么最终的答案。
但是，它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新的舞台上以新的方式重构了这一问题性。首先，这些运动和冲突（尤其通过各种媒体）延伸到了全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扩散。第二，它们被政治化了，不断地卷入激烈的争论中去，其中牵涉到高度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第三，对现代性的重新解释和利用包含着一个关键因素：即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并围绕各种争论不断地重建集体的身份认同。诚然，这些争论或许主要集中在「文明」的问题上，但文明的概念已经是按现代性话语来进行表述的，是按极权式和绝对化的方式──源于现代性话语的基本前提──来进行界定的。尽管这些争论经常掺进了较为古老的宗教仇恨，但上述问题却是主要的。当这些冲突或争论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斗争和冲突结合起来时，它们确实有可能变得异常激烈。
第四，各种不同的政治观和文化观，以及相应的集体认同在现代舞台上得到了重建，由此引发了这一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涉及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宗教、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与西方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改革主义宗教运动和民族运动对西方现代性的诸多前提采取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但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它们，并且不断地对它们进行重新解释。与此相反，绝大多数现代宗教运动（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教族宗教运动），以及这些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普通现代性话语，表面上都至少否认这些前提中的一些。它们针对西方、针对一切被视为西方的东西散布一种明显的对抗情绪，力图按其自身的非西方的、经常还是反西方的现代性主张来利用现代性和全球系统。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它们并不想按新的霸权文明的条件融入进去，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根据本土传统或「文明」的需要利用新的全球性国际舞台和现代性。正是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这些传统和文明不断地得到传播和重建。这些运动力图彻底割断西化与现代性的联系，拒不承认西方现代性的垄断或霸权地位，拒不承认西方文化方案代表了现代性。意味深长的是，许多「后现代」运动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尽管其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 十七 第二个轴心时代并没有结束
前面的分析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其现代性动力机制的展开过程中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这种重要性在于，在近现代社会里，原教旨主义运动主要是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里发展和流行起来的，而这些社会又形成于某些特定的一神教社会和文明，其中包括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个别基督教社会和文明。在这些社会里，虽然政治系统经历了现代的、后革命的转型，但它仍被看成是实施超越的乌托邦理想的主要场所。即便这种理想在现代带有现代式的世俗色彩，情况亦复如此。与此形成对照，那些具有「来世」关切的文明（尤其是印度，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某些佛教国家）则不怎么采取雅各宾主义的方式来对政治中心进行意识形态重构。尽管在现代性的基本前提下，这些社会也发展出了非常强烈的现代政治取向或特性，但它们并不把政治秩序看成是实施超越理想的场所。相应地，在印度或日本，现代民主制度是以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有别于欧美模式）。尽管在不同的社会里，民主制度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部分地都受到了这些社会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强烈影响。同样，苏联、中国、北韩或南亚的共产党政权也受到各自社会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影响。事实上，就连欧洲最早的现代性也不例外，它也是按特定的欧洲文明前提和历史经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历史的」或「文明的」影响并不单纯地把古老的政治制度模式或动态机制永久地保持下去。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都既存在着普遍主义的、包容的倾向，也存在着「排他性的」、传统的、原生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是按典型的现代方式建构起来的，它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具体方式不断地表达了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和矛盾。
不仅如此，尽管不同的文明「传统」和历史经验在形塑不同现代社会的具体轮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过程在现代世界上产生出了几支封闭的文明，就好象它们仅仅延续了各自的历史经验和模式似的。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经验在现代文明和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文明和运动绝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地相互作用的。它们超出了任何单一的社会或文明的界限，不断地相互对话，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共同参照点。而且，所有这些社会的政治动态都与地缘政治格局紧密交织在一起。不用说，地缘政治现实也要受到这些社会的历史经验的影响，但它们主要是按现代的发展和对抗模式形成的。由于这个原因，根本不可能建构甚么「封闭的」实体。
因此，发生于现代舞台上的全球化过程既没有造成「历史的终结」（不同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束），也没有引起「文明的冲突」（退出和否认现代性方案），它们甚至并未「回归到」前现代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