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关于工业社会不断趋同的理论。这些「经典」理论中的很大部分都宣扬上述观点。这些理论与马克思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古典社会学分析相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的观点相左（至少有一种解读是这样）。它们假定──即便只是隐含地假定，集结于现代欧洲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终将「自然而然地」被一切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或现代社会所采纳；它们将随着现代性的扩张而通行于全世界。
现代性登场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的现实并未证实包含在这些理论中的各种假设。据认为，欧洲或西方的原初现代性方案终将取得霸权地位，创造出一个单一的世界。然而，现代社会（相应地又被称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的实际发展远远超出了这类假设。这些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一个一般的发展趋向：不同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家庭的──的结构分化；城市化、教育的扩大和现代通讯手段；日益明显的个人主义取向。然而，在这些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界定和组织这些领域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社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尽管实际差异并不那么绝对。这样便产生出多元化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并不是这些社会各自的传统在现代条件下的简单延续。这些模式的动态机制固然要受其自身的文化前提、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强烈影响，但它们却具有独特的现代品质。在这些模式内部，发展出了独特的现代型动态机制，以及对现代性的特殊解释方式。就此而言，西方原先的现代性方案无疑构成了一个初始的和连续的（通常也是暧昧不明的）决定性参照点。在这里，有一个事实值得特别注意：尽管非西方社会兴起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经常宣扬反西方、甚至反现代的主题，但它们却具有独特的现代品质。自从大约十九世纪中叶直至二战以后，这些社会兴起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运动，所有这些运动均可归入现代的范畴。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更详细地阐明的，现代的各种基要主义运动也同样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这些发展表明，现代性的历史应当被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现代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多元化的现代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经历了不断的重构。实施这项重构任务的是一些特定的社会行动者，尤其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知识阶层的行动份子，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宣扬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宣扬各自社会的自我认识，每个社会都声称自己是现代社会。这些活动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社会或国家，尽管该社会或国家构成了这类活动所宣扬的方案和目标的主要实施场所。从现代之初开始，这些活动在范围和方向上便具有国际的规模，这是由现代性景观及其制度性动态机制本身所决定的。多元化的现代性不光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构成了现代性的两种不同的变异模式。尽管这两个运动采取的方式不同，但它们都是国际性的。 九 现代性的几个主题
现代性话语发展出几个主题，表明了多元现代性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一个主题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的较为「传统的」部门与现代的中心或部门之间发展出一种持久的对抗关系：一方面是现代性文化，这些中心所宣扬的现代的、「理性的」启蒙模式──这种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取得了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是这些社会内部经过不断解释的更加「本真的」文化传统。第二个主题是，在本真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中间，在这些社会的较为传统的部门，针对这些中心及其假定的、具有排他性的前提和象征，发展出了一种持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否认这些前提，另一方面又受到这些前提及其传播中心的强烈吸引，力图利用和重新解释这些前提。他们不断地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这些主题首先是在欧洲内部发展起来的，然后又进一步推进到美洲；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把现代性扩展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展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正是通过这种扩展，这些主题得以延续下去，尽管它们采取了一种不同的风格。 十 非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
所有这些社会都采纳、甚至完全接受了领土国家模式及随后的民族国家模式，沿袭了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和象征及其各种制度，包括代议制、法律制度、行政制度，与此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转化，遇到了新的挑战和问题。
核心制度的现代方案涉及到许多主题和制度安排，它们对这些社会的许多群体产生了吸引力。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欧洲（后来是西方）在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通过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扩张而得以确立，从而逐渐摧毁了这些社会的文化前提和制度核心。第二个原因是，对这些主题和制度的利用使非欧洲国家的许多群体──尤其是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能够积极地参与到一种新的、现代的（原来是西方的）普遍传统中去，与此同时又有选择地拒斥这一传统的许多方面，拒斥西方的「控制」和霸权。通过对这些主题的利用，许多非欧洲社会的精英阶层和更广泛的阶层能够在建构新的集体认同时融入现代性的某些普遍主义要素，但又不一定放弃其传统认同形式（经常也带有普遍主义的、尤其是宗教的色彩）的各种特殊要素，也不一定放弃对西方的否定态度。第三，政治话语的这些主题对西欧以外国家的许多部门所产生的吸引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这些社会利用它们把等级制与平等的斗争转移到了国际舞台上。这些主题从西欧向中欧、东欧和欧洲以外的地区转移，使现代性方案具有了两种要素：一是抗议的倾向，二是建构制度、形成中心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主题的转移。虽然这些主题原来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但它们在许多社会的政治传统中引起了反响，这尤其是因为这些社会各自的轴心文明前提已经出现了张力。 十一 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参与现代社会的建构
但是，西欧以外的社会虽然利用了原属西方文明的各种不同主题和制度模式，但却没有原封不动地接受它们。相反，这些社会不断地选择、重新解释和重新表述这类主题，这样便不断地形成一些新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不断地重建出新的制度模式。在这些社会内部，不断地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现代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安排。这些社会内部持续发展的文化和制度方案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不同的社会强调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不同要素，强调这一方案的不同张力和矛盾。这些社会把自己看成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对现代性和西方采取一种矛盾的态度。这种自我认识是这些观念的一个基本元素。
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社会内部，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型过程。一方面，这些社会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入新的现代世界体系，其所采纳的主要制度形态以及支撑这些制度形态的思想观念互不相同。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每个社会的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权威和责任的观念、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抗议运动的结构、集体认同的建构（包括把自己视为现代社会的那种认识，以及通常对西方中心、对那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方案的矛盾态度）─ ─所有这一切都不同于欧洲和美洲社会，就连这些社会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十二 毁灭与进步共存
有些人乐观地认为，现代性代表着进步。实际上，与这类观点相反，现代性的发展和扩张并非一帆风顺，它内在地包含着种种毁灭的可能性。某些最激进的现代性批判者表达了这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