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总兵胡有升，顺治六年七月一日。
④ 可以肯定，清初官府有多次招抚流民来赣南开垦的举动。顺治六年，南赣总兵胡有升有题本曰：“臣方逐一招抚，将行各县，有司履亩劝农，假贷牛种，可望稍稍开垦。”(内阁汉文题本，粮饷类，南赣总兵胡有升，顺治六年五月十日)。又，“而赣州、南安二府所属县分，……，奉圣旨招徕逃亡，民人开垦耕种至六年之后，方议征收钱粮”(内阁汉文题本，粮饷类，江西巡抚朱延庆，顺治六年七月五日)。
⑤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一○《田赋志》。
⑥ 光绪《长宁县志》卷三《风俗》
⑦ 参考笔者硕士论文《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大学，1998年)第二章，亦可参考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1989)中所附统计表格，笔者所统与其稍有出入。
⑧ 关于大庾岭商路的繁荣，可参考邓振胜《古大庾岭商路的历史和现状》，《江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2 期；周秋生：《古梅岭和梅岭路初探》，《江西经济史论丛》第一辑，江西师大地方史研究室编；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商道》，《江西师范大学报》1992年第4期。
则使赣南与临近的福建、广东、湖南地区不断进行交流。由于赣南山区的开发是在外部市场的刺激下进行的，不仅山区的各种经济作物运销外部市场，而且本地生产的粮食也和全国性的更大的区域市场格局息息相关。①
与人口迁入、土地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赣南社会动乱频繁的历史过程。明中期以后赣南地方政府面对的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边界“盗区”的盗贼活动。特别是流民开发所形成的新区域，更是盗贼的天下，而与此相邻的土著常被流民攻杀。例如：“上犹县崇义、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贼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大庾县义安三里，人户间被杀伤，田地贼占一半；南康至坪一里，人户皆居县城，田地被贼阻荒”②；“谢碧，(龙南)高砂堡人。……(嘉靖)二十七年，岑贼李鑑入寇，碧集乡兵御之。……斩俘众多，大获功赏。鑑怀仇，招纳亡叛，……碧与战，被杀。族属死者三百余人，妻罗氏被掳死节”③。类似记载，充斥方志，由于盗贼问题严重，自弘治年间起，明王朝专门设立南赣巡抚来对付四省边界的盗贼问题。④
流民持续的进入使清初赣南出现了“土著少而流寓多”的情况。康熙二十三年《赣州府志》这样描述赣州府：“且赣五方杂处，土著凋零，吴楚闽粤之民及远方贸易走险者聚集斯地。”⑤瑞金亦是“土著”少于“流寓”：“兼之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主弱佃强。”⑥石城县则是“主常不胜客”。“邑生齿不繁，率抚、吉、闽建之民，辐辏踯躅，主常不胜客。”⑦康熙十五年任兴国知县黄惟桂说：“兴邑地处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闽广流氓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罔闻。”⑧流民的大量进入，表明流民势力渐强，成为足以和土著抗衡的重要力量。赣南亦因此在清初出现了土著与流民之间的族群冲突，流民与土著成为清初赣南社会的两大重要力量。⑨与此相应，赣南的主佃关系也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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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人曾对赣南商道、商品流通、市场体系作过简要的探讨，参考拙文《大庾岭商路·边缘市场·内陆市场》，《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
③ 道光《定南厅志》卷五《人物》。
④ 关于南赣巡抚与四省边界的社会秩序变动，参考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的演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八，“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m年出版；饶伟新：《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与闽粤移民的族群背景》，《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⑤ 康熙《续修赣州府志》卷一《疆界》。
⑥ 同治《瑞金县志》卷一六，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第80页。
⑦ 熊懋官：《尹邑侯去思碑》，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三十一之三，《艺文》。
⑧ 张尚瑗：《请禁时弊详文》，康熙《潋水志林》卷十三，《国朝申文》。文中的“客家”一词是笔者发现的在赣南地方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客家”。
⑨ 关于明清赣南族群关系，参考拙文《国家认同与土客冲突：明清赣南族群关系》，《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三、主佃关系演变与租佃斗争
早在成化年间，赣南当地大户就有招佃仆耕种的做法：“南、赣二府地方，地广山深，居民颇少。有等豪富、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境小民畏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种伊田土，则不论荒熟，一概逼取租谷。借伊钱债，则不论有无，一概累算利息。少弗其意，或横加摧楚，……访得南、赣二府地方大户并各屯旗军，多有招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往往相聚为盗，劫掠民财。”①可见，明初赣南“地旷人稀”，人少地多，劳动力缺少，所以“豪富、大户”才招收佃户，“四散置为庄所”，佃耕土地。前已申论，明代窝藏流民是“非法”行为，这些被赣南当地大户收留的流民显然没有被官府登记，而是成为大户的家丁和佃户，受当地大户的控制和盘剥，甚至成为大户为盗的基本力量。这种当地大户利用逃移佃户勾结为盗情况相当普遍，《明实录》称：“江西盗之起由赋役不均。官司坐派税粮等项，往往徇情畏势，阴佑巨害，贻害小民，以致穷困无聊，相率为盗。而豪家大姓假以佃客等项名色窝藏容隐，及至事发，曲为打点脱免，互相仿效，恬不为怪。”②海瑞在著名的《兴国八议》中认为赣中流民“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③，可见，赣中一带流民进入赣南佃耕土地明万历年间已较普遍。除了赣中一带的流民之外，还有不少闽粤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明末清初宁都土著魏礼回忆说：“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④
因此，从明中期开始，就有不少进入赣南的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他们佃耕土地，受当地大户控制，且有可能被大户利用为盗。土著则凭藉其对土地山林等资源控制的优势地位，依靠外来佃户的力量耕种土地。
明中期以来，赣南虽掀起了开发山区的热潮，但与喧闹的山区开发景象相反的是，部分地区由于人户逃离而导致相对荒凉。海瑞在描述以兴国为代表的赣南情况时说：“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勿计。其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万人。岁人所资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⑤相对开阔的可资耕垦的土地，不仅招来许多佃耕的流民，而且使田主即便收取较低的田租，也可维持不错的生计。魏礼解释明代的宁都田主可以很低的田租出租土地的原因时说：“盖自明嘉、隆、万、泰时，家给人足。素封者虽费重金，稍有赢余足矣。”⑥明末清初一些地方遭受兵乱，土地荒废，此时招募佃人耕种，地主往往亦会不计较田租。明末清初时另一位宁都土著描述当时情形道：“至明末国初二三十年，抄抢荼毒，迄无宁日，土田抛荒，由来旧矣。康熙丁巳，韩逆驻境，大兵相持者六月，死亡逃窜，户籍一空，所有出塅田亩，召佃耕作，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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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皇明条法事类纂》下卷，“禁约江西大户逼迫故纵佃仆为盗其窝盗三名以上充军例”，转引自王毓铨：〈皇明条法事类纂〉读后》，《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8页。
② 《明实录》卷一九一，弘治一五年九月癸巳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校印本。
③ 海瑞：《兴国八议》，《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203页。
④ 魏礼：《与李邑侯书
④ 可以肯定，清初官府有多次招抚流民来赣南开垦的举动。顺治六年，南赣总兵胡有升有题本曰：“臣方逐一招抚，将行各县，有司履亩劝农，假贷牛种，可望稍稍开垦。”(内阁汉文题本，粮饷类，南赣总兵胡有升，顺治六年五月十日)。又，“而赣州、南安二府所属县分，……，奉圣旨招徕逃亡，民人开垦耕种至六年之后，方议征收钱粮”(内阁汉文题本，粮饷类，江西巡抚朱延庆，顺治六年七月五日)。
⑤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一○《田赋志》。
⑥ 光绪《长宁县志》卷三《风俗》
⑦ 参考笔者硕士论文《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大学，1998年)第二章，亦可参考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1989)中所附统计表格，笔者所统与其稍有出入。
⑧ 关于大庾岭商路的繁荣，可参考邓振胜《古大庾岭商路的历史和现状》，《江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2 期；周秋生：《古梅岭和梅岭路初探》，《江西经济史论丛》第一辑，江西师大地方史研究室编；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商道》，《江西师范大学报》1992年第4期。
则使赣南与临近的福建、广东、湖南地区不断进行交流。由于赣南山区的开发是在外部市场的刺激下进行的，不仅山区的各种经济作物运销外部市场，而且本地生产的粮食也和全国性的更大的区域市场格局息息相关。①
与人口迁入、土地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赣南社会动乱频繁的历史过程。明中期以后赣南地方政府面对的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边界“盗区”的盗贼活动。特别是流民开发所形成的新区域，更是盗贼的天下，而与此相邻的土著常被流民攻杀。例如：“上犹县崇义、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贼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大庾县义安三里，人户间被杀伤，田地贼占一半；南康至坪一里，人户皆居县城，田地被贼阻荒”②；“谢碧，(龙南)高砂堡人。……(嘉靖)二十七年，岑贼李鑑入寇，碧集乡兵御之。……斩俘众多，大获功赏。鑑怀仇，招纳亡叛，……碧与战，被杀。族属死者三百余人，妻罗氏被掳死节”③。类似记载，充斥方志，由于盗贼问题严重，自弘治年间起，明王朝专门设立南赣巡抚来对付四省边界的盗贼问题。④
流民持续的进入使清初赣南出现了“土著少而流寓多”的情况。康熙二十三年《赣州府志》这样描述赣州府：“且赣五方杂处，土著凋零，吴楚闽粤之民及远方贸易走险者聚集斯地。”⑤瑞金亦是“土著”少于“流寓”：“兼之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主弱佃强。”⑥石城县则是“主常不胜客”。“邑生齿不繁，率抚、吉、闽建之民，辐辏踯躅，主常不胜客。”⑦康熙十五年任兴国知县黄惟桂说：“兴邑地处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闽广流氓侨居境内，客家异籍，礼义罔闻。”⑧流民的大量进入，表明流民势力渐强，成为足以和土著抗衡的重要力量。赣南亦因此在清初出现了土著与流民之间的族群冲突，流民与土著成为清初赣南社会的两大重要力量。⑨与此相应，赣南的主佃关系也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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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人曾对赣南商道、商品流通、市场体系作过简要的探讨，参考拙文《大庾岭商路·边缘市场·内陆市场》，《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
③ 道光《定南厅志》卷五《人物》。
④ 关于南赣巡抚与四省边界的社会秩序变动，参考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的演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八，“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m年出版；饶伟新：《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与闽粤移民的族群背景》，《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⑤ 康熙《续修赣州府志》卷一《疆界》。
⑥ 同治《瑞金县志》卷一六，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第80页。
⑦ 熊懋官：《尹邑侯去思碑》，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三十一之三，《艺文》。
⑧ 张尚瑗：《请禁时弊详文》，康熙《潋水志林》卷十三，《国朝申文》。文中的“客家”一词是笔者发现的在赣南地方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客家”。
⑨ 关于明清赣南族群关系，参考拙文《国家认同与土客冲突：明清赣南族群关系》，《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三、主佃关系演变与租佃斗争
早在成化年间，赣南当地大户就有招佃仆耕种的做法：“南、赣二府地方，地广山深，居民颇少。有等豪富、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境小民畏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种伊田土，则不论荒熟，一概逼取租谷。借伊钱债，则不论有无，一概累算利息。少弗其意，或横加摧楚，……访得南、赣二府地方大户并各屯旗军，多有招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往往相聚为盗，劫掠民财。”①可见，明初赣南“地旷人稀”，人少地多，劳动力缺少，所以“豪富、大户”才招收佃户，“四散置为庄所”，佃耕土地。前已申论，明代窝藏流民是“非法”行为，这些被赣南当地大户收留的流民显然没有被官府登记，而是成为大户的家丁和佃户，受当地大户的控制和盘剥，甚至成为大户为盗的基本力量。这种当地大户利用逃移佃户勾结为盗情况相当普遍，《明实录》称：“江西盗之起由赋役不均。官司坐派税粮等项，往往徇情畏势，阴佑巨害，贻害小民，以致穷困无聊，相率为盗。而豪家大姓假以佃客等项名色窝藏容隐，及至事发，曲为打点脱免，互相仿效，恬不为怪。”②海瑞在著名的《兴国八议》中认为赣中流民“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③，可见，赣中一带流民进入赣南佃耕土地明万历年间已较普遍。除了赣中一带的流民之外，还有不少闽粤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明末清初宁都土著魏礼回忆说：“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④
因此，从明中期开始，就有不少进入赣南的流民成为赣南的佃户，他们佃耕土地，受当地大户控制，且有可能被大户利用为盗。土著则凭藉其对土地山林等资源控制的优势地位，依靠外来佃户的力量耕种土地。
明中期以来，赣南虽掀起了开发山区的热潮，但与喧闹的山区开发景象相反的是，部分地区由于人户逃离而导致相对荒凉。海瑞在描述以兴国为代表的赣南情况时说：“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勿计。其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万人。岁人所资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⑤相对开阔的可资耕垦的土地，不仅招来许多佃耕的流民，而且使田主即便收取较低的田租，也可维持不错的生计。魏礼解释明代的宁都田主可以很低的田租出租土地的原因时说：“盖自明嘉、隆、万、泰时，家给人足。素封者虽费重金，稍有赢余足矣。”⑥明末清初一些地方遭受兵乱，土地荒废，此时招募佃人耕种，地主往往亦会不计较田租。明末清初时另一位宁都土著描述当时情形道：“至明末国初二三十年，抄抢荼毒，迄无宁日，土田抛荒，由来旧矣。康熙丁巳，韩逆驻境，大兵相持者六月，死亡逃窜，户籍一空，所有出塅田亩，召佃耕作，尚
————————
① 《皇明条法事类纂》下卷，“禁约江西大户逼迫故纵佃仆为盗其窝盗三名以上充军例”，转引自王毓铨：〈皇明条法事类纂〉读后》，《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8页。
② 《明实录》卷一九一，弘治一五年九月癸巳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校印本。
③ 海瑞：《兴国八议》，《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203页。
④ 魏礼：《与李邑侯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