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物数也要少得多，不过即使考虑到这一点，明代方志中孝子相对数量要远少于清代。这一点，通过下表对明清两代方志孝友人数在总人数中比例的统计中可以清楚地显示。

表一 明清两代部分地区方志所载明清孝友人数在总人数中比例对照表

地区 |——明————————|——清——————
——|孝子数|总人数|比例（％）|孝子数|总人数|比例（％）
句容|10|184|5.4|115|911|12.6
江阴|2|45|4.4|133|714|18.6
象山|4|55|7.3|24|147|16.3
杭州|21|727|2.9|682|4931|13.8
合计|37|1011|3.7|954|6703|14.2

说明：
①表中所列总人数指所有人物传所载人数，选举志及职官志中所列举之人物未计算在内，同时亦未包括列女传中所载人数。
②从下面的资料来源可以看出，清代的句容和明、清的杭州的方志各有两部被统计，表中的人数是两部方志的总和。

资料来源：弘治《句容县志》卷6《人物类》，1a-68b页，“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本；乾隆《句容县志》卷9《人物志》，“集成·江苏”，第34册，658－729页；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8上－11上、12《人物》，“集成·江苏”，第35册，151－245、287－291页；嘉靖《江阴县志》卷16－17《列传》，13a－33a页，“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本；道光《江阴县志》卷15－18《名宦》、《人物》，“丛书·华中”，456号，第4册，1499－1909页；嘉靖《象山县志》卷19－11、13《历宦纪》、《人物纪》、《杂志下·仙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0册，207－285、301－303页；乾隆《象山县志》卷8－10《人物志》，“丛书·华中”，476号，第2册，539－682页；成化《杭州府志》卷37－4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 511－657页；万历《杭州府志》卷62－66、77－91，“丛书·华中”，第524号，3765－4220、4447－4930页；乾隆《杭州府志》卷77－96、105、108，“续修四库全书”，第703册，124－449、616－636、668－676页；民国《杭州府志》卷119－150、169－171，“丛书·华中”，第199号，2300－2851、3250－3282页。

除了数量上变化外，还有内容上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明代方志中记载的孝友人物大都是拥有割股、千里寻亲或归骸或出现奇特孝感现象等出于常情的奇节，比如，

韩鼎，字廷陈，父韩仕昭，贡入太学，以殴伤役人问充南京工部司吏，病卒，无力归榇，同伴权瘗江宁隙地。鼎年甫弱冠，痛父客死，悲泣二载，鬻产备赀，奔号千里，纵迹故地，以求父尸，感动江神，梦接指示，率得遗骨返葬发解。壬子，尹于句容砥砺名节，惠养梨元。[82]

范从文，字复之，范文正公十二世孙，六世祖之柔见节行。父原良任潮州推官，客死藁葬。从文方弱冠，匍匐至潮，求攒不得，日夜号泣，俄大雨溃封，得凾骨以归，人称孝感。[83]

而清代方志则虽亦载有拥有奇节的人物，但同时也有不少人物只有在常情之内的庸行。比如，
夏禹钧，字饮和，父卓之好洁，饮食必亲调。父疾，粪溺污床席，躬为拂涤。少精医药，诊者无虚日，以待父故力辞，间有急而求者，必计程数里内者应之，远即不往也。[84]

高承夏，字志鸿，早孤，事节母张綦孝。家贫，……夜深，母恐过劳，命先睡，即假寐作鼾声，母熟睡，复挑灯默诵。[85]

孝本来主要是家庭的日常伦理，对于明代方志中过于注意奇节的现象，清初的一些方志编纂者就已注意到，比如，康熙（十二年）《萧山县志》的编纂者虽然仍认可表彰奇节的必要行，但亦感慨说：“余观传中所刻孝行，多卓荦奇节，孝本庸德，顾安用奇节为□□之？奇节必非人子之幸也。”[86] 嘉道时期的石韫玉则进一步肯定了庸行的重要性，他说：

今夫孝也者，庸行也，非奇节也，自明人屠隆辑二十四孝图说，辄采卧冰哭竹等事迹以炫人耳目，世俗往往艳述其事，由是孩提爱敬之出自性生者，转为矜奇尚异之说所揜抑。思《礼经》所载《少仪》、《内则》诸篇，止于扶持抑搔膝下周旋琐屑之事，而大孝如文王亦不过致意于视膳问安而已。孔子曰：“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以为孝。”盖圣人论孝，必在庸言庸行，寻常日用之间，而不为新奇可喜之论，若君之于亲，生事死葬，尽诚尽哀，此可为一世法者。而果也仰承天宠，绰楔旌门，于以见圣朝章志贞教，以励风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87]

而光绪《吴江县续志》的编纂者除了肯定庸行与奇节同样的不易外，还以较大的篇幅记载庸行。其称：

人子侍疾养亲居丧尽礼，常也；割股疗病、千里归骨，变也。变者固难，常亦岂易哉。夫遭遇亦不一矣。生不逮养，终慕哀号；患难仓猝，死生莫顾；身处贫贱，孝养未遑。三者，人所时有，处之尤有不忍言，乃征之学士大夫所记载与父老所传闻，而乐为称述焉。[88]

第二，相对于明代或较早的方志，清代或较晚的方志中的孝子形象往往更具榜样性。历代方志的编纂一般除新纂和补遗外，多会大量抄录旧有方志的内容。通过对不同时期编纂的同一地区的方志的孝友传的对照阅读，我们很容易发现，后修方志在抄录中，往往利用“加法”和“减法”使孝子的形象变得更加光辉和更具榜样性。以下是明弘治时期和清乾隆时期编修的方志对同一人物吴璋不同记录；

吴璋，字廷用，县市人。年十一而孤，母陆氏孀居不嫁，永乐癸卯，朝廷选天下孀妇之贞者以备内役，而陆以例行。宣德丙午随亲王出封广东，改封饶州。璋弃家往来二藩间，累启本求见，不许。正统丁卯，乃冒死陈情甚切，王怜而许之，遂得入养赡所见焉。而陆病笃不能言矣，璋彷徨无措，乃出而刲股作糜以进，陆啖之，遂苏。于是母子相劳苦抱持以泣。王闻而召之，赐白金五两，綵叚一疋，奖谕而遣之。不久，陆卒于旅舍，璋与榇归葬，哀痛终生云。[89]

吴璋，字廷用，年十一而孤，母陆氏永乐十一年诏选天下节妇给事内廷，陆以年例行。宣德四年（旧志作元年，误，此从献集），淮靖王出封广东韶州，后徙江西饶州，陆皆随行。璋壮而思亲（叶志云，璋壮不授室，诸书皆无之。按《吴氏谱》，璋访母前已生二子，妻亦力赞其行。后归而生第三子洪。今二子之后尚存。）日夜号哭，弃家往来二州，屡启求见，不允，时母子不相闻者二十年矣。璋哀痛益切，誓欲求见。正统十一年，康王嗣立，明年复冒死以恳，王怜而许之，遂得入宫见母。母时已疾革，璋彷徨割股作糜进之，病稍间，相持泣，王闻益怜焉，赐金币，劳遣之。母至旅舍卒，乃负骨归，潜置舟中，行至江，遇大风，舟将覆，长年乃搜得其母骸骨投之江，璋跃入江，抱母骸骨浮于水，风顿息。同舟者感而救之得归葬先墓，哀慕终生。璋多隐德，弱冠时，有富室赵宗辉挟厚赀诣之，偶遗金，璋急往归之。景泰间，为族人诬讼，尽其产，不与校，或讶之，璋曰：“自有天定。”未几，族人遭疫荡尽，而璋家日起。后子洪贵封南京刑部主事。卒年八十一，赠太仆寺卿，世称全孝翁。[90]

前后对照，不难看到，后者不仅比前者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孝行也更加感人，而且还显示了孝感的力量。而下面成化、乾隆和民国时期的《杭州府志》对何良的不同记载，则进一步表明某些细小的加减法对人物形象榜样性的影响。

何良，字永年，富阳坊郭人。年十四，母疾，刲股以进。父病，露祷于天，乞以身代。宣德七年，知县刘杰以其事上，未报。父嗜鲈鱼，临终思之，没后临祭，所居后有鲈跃于岸，取以供祭。又梦母思鹿肉，入山适有鹿驯伏就缚，载归以祭。人皆以为孝感所致。[91]

何良，字永年，富阳人。年十四，母疾，刲股以进。父病，露祷于天，乞以身代。父嗜鲈鱼，临终思之，殁后临祭，所居后有鲈跃于岸，取以供祭。又梦母思鹿肉，入山适有鹿驯伏就缚，载归以祭。人谓孝感所致。[92]

何良，字永年，富阳坊郭人。年十四，母疾刲股，父病，露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