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是中国中古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汉唐之间，士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统治力量，对于六朝士族的认识和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理解和把握，长期以来，士族问题的研究一直是魏晋南北朝领域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显学”。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士族”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魏晋间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大族，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即堡坞主，永嘉之乱后，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１]六朝时期的大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形态，即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和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一般说来，地方豪族大多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在地方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个别成员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居乡为豪，或出任县令、郡守等地方官吏以及主簿、功曹等地方属佐，其家族成员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以武干见长，因豪侠知名。由于宗族和地域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多局促于本贯，尚未突破乡里的界限。比较而言，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这些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凭借自身的家学与门第，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王朝上层统治圈，成为当朝辅望或封疆大吏。他们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
   大陆学界在对六朝士族的实际研究中，使用了“世族”、“势族”、“豪强”、“大族”“世家大族”等学术概念，以考察和探究不同类型的地方大族的演进和发展历程。

                               一   研究史的回顾

   本世纪上半叶，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者对六朝士族的认识，开始超越清人“江左士族无功臣”的表面归纳，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王伊同的《五朝门第》等专着，开始着手从制度、婚宦等方面入手，疏理相关史料。
   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在他的《书世说新语文学条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崔浩与寇谦之》、《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等文章中，对魏晋之际的社会变动和统治阶层的分化、东晋士族的历史作用、北朝大士族与鲜卑统治者的关系，梁陈之际的社会变动与江南土豪的兴起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２]应当承认，陈寅恪先生对士族问题阐释是粗线条的，未形成完整体系，但陈寅恪先生从种族、家族、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和考察问题的方法，直接影响了一代学风。
   唐长儒先生是中国大陆六朝士族研究的奠基人。他的论述集中收录在《魏晋南北朝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三部论文集中。[３]
   关于魏晋之际士族的形成，唐长孺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指出，东汉以来培养滋长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决不是所有汉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唯有在魏晋时期显贵的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指出,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的世袭特权，对于士族和士族中高低序列基本上不决定于“冢中枯骨”,而取决于眼前的权势。
   关于南朝士族的衰落，唐长孺先生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中作出了精辟的阐发，指出南朝时期士庶区别的日益严格，其深层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寒人的势力发展产生了士庶混淆的危险，这并不表示门阀势力的强大，自矜门户只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抵御皇权和寒人侵渔的消极手段。
   关于士族制度和政策，唐长孺先生在《九品中正制度度试释》中认为:九品中正制配合汉代门阀的发展而起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但在门阀制度业已确立并为士庶区别制造了理论依据之后，这一制度已不重要，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士人荫族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指出，晋灭吴后制订的户调式规定按品官荫族、荫客和占田，基本精神是保证当代各级官僚贵族的特权，有关“士人子孙”的补充规定，确立了士人的荫族特权，从而确立了士之为族,士族的名称也开始出现。确立士人的条件是凡“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即任州从事以下均荫及期亲之族。这一标志导致寒门地主和富裕商人为了取得免役特权，改窜户籍上的履历,以使自己的家族符合上述规定。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中，唐长孺先生指出，孝文帝按照当代官爵和魏晋士籍，定门阀为四等，按等级享受免役、荫族和入官权利，建立了新的门阀序列和体制,它具有明确、具体的官爵标准和严格的等级区分,而这在两晋南朝至多是习惯上的并不是法律上的。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来制定门阀序列，北魏孝文帝定士族是首创。
   唐长孺先生的研究考证精当，论证严谨，自成体系，对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发展脉络构筑了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
   如果说唐长孺先生为六朝士族研究确立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那么田余庆先生的研究则确立了一个比较精致的理论结构和细致的研究规范。田余庆先生在其专着《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作为东晋的政治体制，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变态。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权利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而得以上升的几个高门大族间的势力平衡。门阀政治所依据的条件总是有变化的，因而它的存在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它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据一定条件向皇权政治回归。从宏观上考察东晋南朝三百年的政治体制，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在这一理论前提下，《东晋门阀政治》选取了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瘐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几个时间上前后相承的大族逐个进行个案剖析，前后呼应，以重大历史线索贯穿其中，对东晋一朝的政治发展脉络阐幽发微，引人入胜。其切入角度和研究手段对后继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４]
  近20年来。在前辈学者的熏陶下，魏晋南北朝研究中青年学者大量涌现，成绩斐然。具体到六朝士族问题，研究的主要侧重点在于：一、注重制度史和政治史的结合，对门阀士族的相关制度、政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二、注重填补空白，对从前认识较为模糊的北朝士族发展历程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归纳；三、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各类区域性豪族集团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四、注意运用社会学的新方法，对士族的政治地位、婚姻方式、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进行多方位的考察。
  近年来，已经出版的有关六朝士族的研究性专着有张金龙的《北魏政治史研究》[５]，陈明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６]，方北辰的《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７]，陈爽的《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８]，刘驰的《六朝士族探析》[９]，周征松的《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１０]，相关的研究论文达数百篇。

                               二   成果与突破

                   （一）关于士族的形成和衰落过程及历史特性

   关于士族的形成、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是一个相当宏观的历史问题。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演进过程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唐长孺所提出的理论框架而在细节上做出进一步的阐释。
   在《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１１]中，何兹全先生从魏晋封建论的角度出发，对魏晋南北朝的地主与秦汉的地主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从社会关系、社会身分方面看，秦汉的地主，除一部分皇室子弟王封侯保有前代贵族身分外，其它地主都属于自由民阶级，都是编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