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的重心由学术转向政治，中央集权的凝聚力削弱，各地区士人普遍活跃起来，热衷于政治的汝颍名士遂乘时而起，雄居士林。而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导致士风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加之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增强，汝颍名士未能适应这一变化，所以尽管其中的一些家族在政治上仍很活跃，但汝颍名士作为地区士人群体逐渐趋于衰落。[４０]这种把文化史的研究和政治史的研究紧密结合的论文，在近年的研究中为数不多。
   韩树峰的《南朝北方边境地区的豫州豪族》认为，自东晋未年以来豫州地区存在着一个势力强大却非土著的豪族集团，它们是宋武帝平后秦时徙自关中和河东的北部，因有仕于胡族的历史，很难为刘宋所用，“义嘉之乱”使其积聚的能量得以释放，随后颇受猜疑。齐明帝刺豫，利用其力量篡位成功，之后又因受猜疑大多回归北方。侯景乱梁，豫州豪族成为济江进攻建康的主要力量。平乱之后，元气大伤，随着豫州为北朝占领，豫州豪族渐渐衰落。[４１]
   张琳的《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认为，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极盛到式微的发展过程。这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体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４２]
   李浩的《“关中郡姓”辩析》认为唐人柳芳论姓族时将河东望族薛、裴、柳三氏列入关中郡姓，是对三大河东势力与关陇集团结合历史的认可，因为河东地近京畿，自西魏北周以来都是关陇集团的直接控制区，三姓从北魏开始，历仕魏齐周隋，管缨冠冕，代不乏人，他们加盟关陇集团，成为其核心人物，遂使东西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倾斜，从柳芳对关中郡姓韦、裴、柳。薛、杨、杜的排列次序看，也包含着与关陇集团的亲疏远近。[４３]
   陈琳国的《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对西晋灭亡后南渡较晚的关中士族高门裴、杜、韦、柳等在南朝的地位作了研究，认为他们已经以襄阳为乡里，取代了原来当地的大族，凭借军功而跻身南朝上层统治集团。南朝前期受到门阀社会的排挤，但到后期与门阀的界限已逐渐消失，并趋于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势力，消亡于梁代灭亡之后。[４４]
   陈爽的《〈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试释》，根据《通典·食货典》所载《关东风俗传》佚文为线索，对北魏末年青齐河北等地方豪强的演进过程和政治动向进行探讨，指出：北魏末年，六镇举兵，河北大族相率南迁，聚居在河济之间，“土客”对立引发了河南与河北大族两股势力的血腥屠杀。尔朱氏政权继河阴之变后进而镇压了以邢杲为首的河北大族武装，从而封杀了河北大族的生存空间；“献武至冀郡，大族猬起应之”，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背景。北魏末年的地方豪强与东汉和西晋末年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割据一方，结境自守，只能加入到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共同体中以寻求保护，并致力于维持一个相对统一和强大的中央政权。北朝后期社会基层组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４５]
   何德章的《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一文，对陈寅恪先生少数民族土豪首领崛起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在东晋南朝开发江南过程中，新兴的地方豪族绝大多数为汉人，土豪的崛起，依赖其在当地的经济势力，这是江南腹地经济发展的反映。他们进入高层政治，使门阀士族的地位完全衰落，但他们大多顾恋巢窟，没有能为陈的统治集团注入活力，终于随陈的灭亡而衰败。[４６]胡守为《南朝岭南社会阶级的变动》通过对南朝岭南土著的考察，认为自刘宋至梁的几次叛乱显示了岭南土著的势力的崛起，南朝统治者不得不对其采取宠络的办法。岭南土著的兴起，与地方的开发、所拥有的家族组织及武装力量支持有关，而中央王朝借助其力量巩固政权，南北对峙与王朝内部纷争，都给岭南土著创造了崛起的机会。[４７]
 （七）关于门阀士族的个案研究

   80年代初，伊佩霞教授的《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被介绍到大陆，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４８]，以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为发韧[４９]，大陆学者开始尝试用社会学、人类学的个案剖析方法考察六朝士族，对士族的政治地位、婚姻结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进行多方位的考察。80年代后期，随着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版，个案研究成为研究时尚，一些高质量的个案研究论文涌现出来。
   在众多的个案研究中，高诗敏对北朝士族的研究很有特色，他分别对北朝大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范阳卢氏、河间邢氏等大族的婚姻、仕宦、迁徙等问题做了详尽的考察，整个研究显示出系统性和计划性[５０]。
   韩树峰的《河南裴氏南迁述论》、《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等文章，选取了南北对峙时期一些依违往复于南北政权之间的地方大族进行系列研究，别有新意。[５１]
   一些学者注意从比较中发现问题，如张琳《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兆韦氏发展比较》通过二姓与宗族乡里的疏密关系，研究其不同的政治命运，指出：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上的兴衰，取决于他们在当地士族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与地方社会联系的强弱程度。[５２]
   近年来，大陆关于六朝士族的个案的文章数量激增，篇目不胜枚举，[５３]详细情况可以参看容建新的《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５４]。总体看来，个案研究的水平不一。相当一批个案研究的文章多散见于地方文史刊物，作者专业训练程度不一，水平不一，但间或会发掘出一些相关的新的碑志、墓葬材料。


  三  问题与前瞻

   和其它断代史研究相比，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对海外学者的研究动态掌握不够，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这个通病也反映到士族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港台、日本学者对六朝士族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成果斐然。如果说80年代以前是因为信息不畅通所致，那么近20年的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改观，则是主观上重视不够。比如曾经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过剧烈震动的“豪族共同体”理论框架，从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没有引起预期的反响和讨论，至今为止，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几乎没有一篇正面讨论的响应文章。对一些名家大族，海外学者已经作出了细致的个案研究，而一些大陆学者却仍然进行着重复性劳动。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增加交往外，提高学者自身的业务素质，特别是语言能力是当务之急。
   近年来，个案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选题的杂乱和琐碎，是目前士族个案研究的一个通病。在这方面，许多学者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就宏观研究来说，由于材料分散，分析比较的难度较大，结论容易流于空泛；个案研究随意性较大，难以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给人以琐屑的感觉。于是，在近年来的六朝士族研究中，便出现了一批“跑马圈地”式的个案研究论文，满足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长编。许多论文多侧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和政治地位，而对家族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则较少涉及。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本应丰富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但一些研究却背离了社会史对于社会的全景描述和理解，重新落入了以婚宦论士族的巢臼。
   近年来，大陆学者似乎在有意摈弃受政治环境影响的以论代史的空泛议论，把研究的触角转入到问题的局部。这种趋势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忽视宏观思考。和老一代学者相比，新一辈学者在知识面和理论思辨能力上有先天的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