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士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２５]陈琳国《北魏资荫制度及其渊源》指出，北魏资荫制度是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高门大族面临寒门力量上升时的一种恐惧的表现。[２６]杨光辉的《官品、封爵与门阀士族》，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门第与官品封爵的对应关系做了全方位的探讨。[２７]
   此外，在经济方面，郑欣的《东晋南朝的士族庄园制度》和汤其领的《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探析》，对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的阶级结构、经营范围、管理方式、经济效益及其对江南经济开发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这一时期地主庄园经济的主要特点在于宗法性减弱，等级性加强，规模较汉魏时期小，地域多集中在江浙地区；管理方式多样，间接经营多。[２８]

                           （四）关于门阀政治与东晋南朝士族

   东晋门阀政治概念的提出，在史学界也引起了一争论。关于魏晋南朝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学者的认识不同。黄正藩、田泽滨在《东晋门阀政治散论》，中，不同意把东晋政权的性质归结为“门阀专政”或者具体为“北方士族为主体，南北大族的共同专政”。认为在东晋一代，特别是东晋前期，门阀政治的合议形式是门阀士族专政的基本形式，它固然会给君主权力以某种约束，同样也给权臣专擅以有力抑制，这种君主专制下的权贵合议体制既不是是寡头政治，也不是“政出多门”，它可以保持权力平衡，有利于政局的相对稳定。[２９]
   陈寅恪先生早年提出的次等士族的概念，在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中得到了充分的阐发，《论郗鉴》、《刘裕与孙恩》等章节，通过引入流民帅的概念，论证了次等士族在门阀政治中的特殊作用。祝总斌先生在《刘裕门第考》、《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两篇文章中[３０]，对次等士族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发，详尽论证了刘裕为低等士族，属于凭借武力而上升，东晋未年刘裕起兵反对桓玄至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性质，乃是低等士族向高等士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王铿的《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对于传统史籍中的“士庶天隔”提出异议，通过大量例证说明，南朝时期士庶之间有着频繁的公务和私人往来，士庶通婚也屡见不鲜。[３１]

                           （五）关于十六国北朝士族

   相对于东晋南朝而言，大陆史学界对于北朝士族的认识比较笼统和模糊，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把研究的视野转到前辈学者耕耘无多的北朝社会。
   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对坞堡垒壁是以宗族乡党为基础，坞堡主是由东汉至魏晋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看法提出商讨。指出：十六国时期的坞堡组织有少数民族和汉族居民两种，后者又分流民或乞活与当地居民两种。少数民族坞堡大多以部落组织形式为基础，其中匈奴胡人与氐、羌的部落组织形式又有不同。汉族坞堡主要由流民建立，坞堡主有流民、乞活帅，还有一些地方大族，身份相当复杂。当时的北中国可分为三个地区：匈奴胡人为主的并州地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氐羌为主的关陇地区，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关东地区。受各自坞堡组织的影响，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些变化。[３２]
   对于十六国至北朝前期的北方士族的发展线索，素来缺乏必要的疏理。罗新的《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对十六国时期华北士人在胡族政权中的官职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排比，具体揭示了永嘉之乱后士族在取代地方政府机构和维持社会基层组织中的重要作用。[３３]张金龙《读高允〈征士颂〉论北魏神?四年征士及其意义》，独辟蹊径，以《魏书·高允传》所列征士名单入手，通过细致的考证和统计，指出北魏初年所征汉族士人皆出于北方士族门阀，十六国时期与五胡政权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多具有经史、文学或阴阳数术等汉文化传统，被征士人中最终仕宦荣显者很少，尤其未能获得实际军政大权。[３４]
   士族北朝与南朝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陈爽的《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提出：由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皇权，世家大族在北魏政权中的显达必须以获得皇权的承认以及对皇权过分紧密的依赖为代价，因而使自己在复杂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变乱中失去必要的缓冲。此外，关于世家大族的宗族势力问题，通常都认为北朝世族的宗族凝聚力远远强于南朝世族。太和改制前后，以班禄制和三长制的实施为标志，北魏世家大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及王朝的社会基层组织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双家制”的重心开始由乡里转向都邑，宗族失去了稳固的核心，对其成员的约束和控制能力明显减弱，逐渐演化为一个个松散的同姓聚合体。
   刘驰的《从崔卢二氏婚姻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等文章，研究了北朝权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他指出，在北魏时期，汉人士族高门多与地位相近的高门联姻。到北魏后期，随着胡人上层统治者士族化过程的加速，他们也加入了汉人士族高门的婚姻范围。这促使胡汉上层统治者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胡汉士族统治集团，成为北方上族发展的鼎盛时期。到东魏、北齐时期一些出身寒微的胡汉统治者凭借政治上的权势进入到高门的婚姻圈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士族势力的趋向衰落和寒微势力的增长。到东魏北齐时期，较为普遍出现的在婚娶时需要大量输财的现象，这表现出士族高门的经济势力随着寒门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而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下降。[３５]
   此外，刘驰的《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和《北魏末年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两篇文章，注意到北朝时期士族旁支兴起这样一条很少为前人注意的历史线索，指出：士族旁支的上升，一方面使得受到打击的北方士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并未呈现出直接衰落，而是在其衰落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反复；但另一方面这又促成了士族与其宗族乡里基础联系的减弱，以及宗族组织的彻底分化，从而使北方士族也沿着南方士族已经走过的道路发展下去，更彻底地走向衰落。[３６]

                            （六）关于地域性豪族集团的研究

   活跃的地域性集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一个重要特征。80年代以前，大陆学者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十分有限。80年代初，田余庆和唐长孺两位先生分别发表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北魏的青齐土民》两篇论文，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区域的豪强大族势力为考察对象，具体揭示其发展历程及其政治背景，为后继学者确立了研究范例[３７]。近年来，对于地方大族集团的研究逐步成为大陆士族研究的一个主流。
   田余庆先生的《孙吴建国的道路》，以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为线索，分析了三国之中，东吴所以建国最晚，原因在于孙氏起自孤微，在江东没有强大的势力，孙策以袁术旧部的身分霸有江东，勾起江东大族的家仇旧恨，实难为江东大族所容。孙氏兄弟经历了凭借淮泗武力诛戮吴会英豪；仰仗张昭、周瑜笼络宾旅之士保全江东统治；在对会稽虞、魏等族采取既使用，又防制的同时，借重顾雍、陆逊疏通与江东大族的关系，广泛吸收江东人士等过程，才完成了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江东大族也经历了敌视观望、尝试合作和竭诚合作的转变。[３８]
   孟繁治的《东汉后期谯沛武人集团简论》，论述了是以曹操为中心、以其亲属为基干、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谯沛武人集团的形成发展过程，指出他们的文化素养，政治动机、价值观念，都与曹操的另一重要政治集团颍川谋士群体表现出明显的不同。[３９]胡宝国的《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则从文化背景出发，从区域这一新的角度对特定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研究，指出西汉时期，汝南与颍川的风俗尚有较大区别，至东汉时发生变化，汝南的风气向颍川靠拢，始形成统一的文化区域。东汉后期，全国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