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是微生物，抑或是光、热、水、土、气等各种环境因子，它们在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其意义都很重大。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必须保持环境的多样性，这样才有利于生态关系的良性化。此外，各种生物还有着重要的科研、经济、产业和社会意义。例如，只有发展动物饲养业，才能发展动物加工等多样化的产业；只有维护生物多样性，才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生态要素是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例如，具有自然生产力的土地是农业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生态生产力可分为生物生产力和环境生产力以及生态系统生产力。说生态具有生产力，实际上是指生物与环境的有机组合才具有更强大的生产力。生物生产力的实质是生物的生命活力与环境诸要素优化配置的合力。在完全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选择，一定的生物要素、环境要素以及生物与环境诸要素之间的自然组合，是最优的生态组合与配置。例如，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茶叶必然生长在酸性土壤，并且有云雾缭绕、湿润凉爽的自然环境与之相配合，再加上科学管理，才能达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目标。生态要素的类别见图1-1。

    优质、优价是一条尽人皆知的农业经济原理，但如果农作物种植在不适宜的生态系统中，即使有好的品种也生产不出高品质的农产品，达不到高收益的经济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规律是第一性的，经济规律是第二性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十分注意这一点，即必须同时调控好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环境是不可替代的生产力要素，它具体表现为土壤的肥力(自然与经济肥力)、气候的适宜性(自然的与经济控制的)、水资源的供给(自然降雨与经济灌溉)和地理位置等。所有这些，都包含自然和经济两个方面的生产力要素在内。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代的生态思想源远流长，既有浩如烟海的文字记载，也有丰富的实物佐证，许多精华部分一直继承、发扬光大至今。追寻我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源头，理清其历史沿革的来龙去脉，应当从有文字记载的久远时代开始。这不仅有利于当代生态科学的理论升华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而且对于生态思想的古为今用，丰富我国的生态文明内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缘起

    人类之初，本与自然界浑然一体，完全依赖自然生产力生活。由于没有能力抗衡种种影响人类生活的自然现象，因而产生了对生命体和自然环境的敬畏。考古发掘表明，在漫长的蒙昧时期，人类以图腾等形式表达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和畏惧。这是人类最早产生的生态文化现象。

    1．对动物图腾崇拜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思想萌芽

    远古时代，先民们把某种动物作为图腾崇拜，产生了最早的图腾神。例如，我国传说中的“黄帝族以熊为图腾”；“夏族以鱼为图腾”；“商族以玄鸟为图腾”；半坡母系氏族公社实行以鱼为象征的生殖器崇拜，并举行“鱼祭”。我国古代图腾崇拜非常普遍，崇拜的动物很多。有些少数民族至今仍有动物崇拜的现象。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一方面崇拜大自然，依靠大自然提供食物和避风遮雨的场所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又惧怕大自然，因为人们经常遭受凶猛动物的侵害，也抵御不了水、火、雷、电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便以崇拜图腾的方式乞求大自然的恩赐与保护。在长期的进化中，人们逐渐积累了顺应自然的理性认知，这就是远古时期人与自然界保持和谐、一致的生态思想萌芽。

    2．对自然环境现象的图腾崇拜是又一种早期生态思想萌芽

    如果说对动植物的自然崇拜，是源于自然生长发育的动植物提供给人类以衣食之源，从而对其产生图腾崇拜的话，那么把天、地、日、月、星、雷、雨、风、云、水、火、山等自然物尊奉为神，是由于古人类对自然环境运动现象无法从科学上进行解释，从而对自然现象产生原始感性经验，即把自然当作神加以崇拜，并以某种顶礼膜拜的仪式寄托人类的某种愿望；同时，也把自身看做是顺自然神意而生，受天地之命而降。

    其实，在世界各个民族的自然观上，曾普遍存在自然崇拜现象。古代人类无论是狩猎和采集，还是农耕和牧畜，天时地利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看来，这种自然文化现象就是“天地人”协调的生态哲学思想萌芽，即人、动植物都是自然所生；大自然就是天、地、日、月、星、雷、雨、风、云、水、火、山、石等。

    从积极的方面看，是人们已意识到这些生物和自然现象对人类有重要意义。为了生存，对自然界既要依附、顺从、和谐，又要斗争和保护。这不仅表现为一种信仰，也是人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对当时保护生命和自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人类最早的生态思想和实践，它的精华部分已经融人中华文化，并成为一种传统观念传承至今，为后人所遵从。

    3．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源于农耕文明

    如果在旧石器的采集、狩猎期形成了生态思想萌芽的话，那么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进入了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则促使生态思想由萌芽走向人类生态学思想的逐步形成。

    种植业的产生，标志着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了古代文明时期。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发展的显著标志。它意味着人类从自然文化时代过渡到人文化时代。自然文化的所有领域，即无论是物质生产——采集和狩猎，或人口生产——“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杂婚”形式，还是消费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自然而然的，是和自然界浑然一体的，甚至美(装饰品和雕刻)也表现了自然主义的特色。农耕文明却不同，与自然文化相比，是重人伦和人事的，是一种人文化，是人用文字记载的文明。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天地人和”、“阴阳调和”与“天人合一”的观念，并且把热爱土地和保护自然融人了这些观念中。在实践上，创造并总结了一整套提高耕作技术的丰富经验，如种植制度上的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耕作制度上深耕细作和水、旱耕作的技术，以及栽培制度上的中耕除草和加强田间管理等。早在上古舜帝时，就设有管理自然的虞官伯益。到先秦时代已设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并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规定。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曾提出过各季、各月环境与生态保护的具体规定，《吕氏春秋》中提出的“四时之禁”，《淮南子·主术训》中有关保护生物资源的“先王之法”，对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护生态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淮南子·主术训》)。纵观中外历史，凡是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都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凡是强调对自然资源休养生息的民族，其古代文明也都延续至今；越是不断更新自然力的文明，就越是能持续繁衍不息。我国许多农田已开垦耕作了上万年，至今仍然丰产丰收，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4．缺少生态理性是诸多古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有些曾辉煌一时的古文明消亡了，他们作为历史陈迹被淹没在沙海之中，沉埋在黄土之下，或被浩瀚的海洋所吞噬，只是在考古发掘中人们才知道其昔日的光辉。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古文明毁灭时，揭示了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严重破坏森林和其他绿色植被，过度使用土地，以致生态的恶化使无际的沃野变为荒漠的土地，失去支持生命因素的能力。

    这种历史现象发人深省：越是古老的文明，其古老的主人越是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越是拼命从大自然中索取。换句话说，越是一开始拥有良好生态与环境条件的部落或民族，就越是易于逆生态规律而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越是悠久，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就往往越是深化而广泛，从而对生态与环境的破坏也就愈加严重。以至生态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用这样一句话来勾画他们的历史：“文明人跨越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一旦生态与环境迅速恶化，人类文明也就随之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