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文化，作为现代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明确地将其分为整全性层面和历史性层面：

这个问题（即文化——笔者注）我们可以从两层去了解它。就第一层说：无论文明、文化，都是人造出来的，人在本质上没有分别，故文化在本质上没有分别。就第二层说：人的本质没有分别，但人在成长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条件，便出现许多形态不同的人。文化的本质没有分别，但人性是个无限的存在，有无限的可能性，文化在发展中所遭遇的条件不同，便会发展成不同形态的文化。有的发展偏向这一方面，有的发展偏向那一方面。[11](P2)

这里徐复观正是切就文化的整全性和历史性来谈文化这个问题的。文化的整全性就是人性的无限性、整全性，这在“理”上说，没有差别。但人性的无限性、整全性在现实中落实下来，却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差别，这便形成了文化的历史性。具体地说，就是文化的中西之别、层级之别等。在文化的历史性层面，当然有成就与特色，但亦有限制与不足。既有限制与不足，就应该克服和超越，也就是说，文化应逐渐由历史性向整全性升进。那么，这种升进如何可能呢？这在徐复观看来，必须经内省的证悟之方式始为可能的。关此，徐复观从中西文化各自的不足以及如何克服各自的不足，文化的层级之别以及如何由低层级向高层级升进两个方面加以了解说。

关于中西文化各自的不足以及如何克服升进的问题。徐复观认为，这只能从各自的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分析开始。尽管“在很长的历史中，文化总不会完全作单线的发展。但在人类未自觉其本身缺憾以前，其活动总会无形的受此一基本性格之局限”。[10](P42)这就是说，中西文化在各自的基本精神性格之下，形成其各自的成就、特色，亦形成其各自的限制与不足。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精神性格在于：西方文化主要源于希腊的好奇精神，并由此形成了科学传统；中国文化主要源于周初的忧患意识，并由此形成了道德传统。具体到中西文化来说，西方是科学系统发达、价值系统萎缩，而中国则正好相反。因此，在文化发展问题上，中西双方应作各自不同的努力。

对于西方而言，要加强文化中的价值系统建设，主要应该重视道德问题。徐复观认为，道德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未得到真正的落实而生根，西方虽自苏格拉底始便开始重视道德问题，但却是以知识的态度来讲道德，其对道德的要求实际只成为对知识的要求。至于基督教，徐复观认为，道德在那里依然没有生稳根。所以，西方文化中科学系统的限制，从理论上讲，是一个道德建设问题，其表现为人类理想的磨灭；从现实上讲，是一个人格修养问题，其表现为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据。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文化中的科学系统的建设，主要应该重视知识问题。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从内在精神来说，虽不含反科学知识的成分，但因其走的是与自然过分亲合的路，其成就的是“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而发展不出科学知识。中国文化之所以不能成就科学知识，依徐复观的看法，乃是中国文化是从仁性、道德性的涵融方面去阐发人性，这只是人性之一面，而人性之另一面，即知性的概念、法则方面在中国文化中被忽视。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化中，政治的客观性、法则性不能见，民主政治始终不能出现。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义便是主权在民，实行民治原则。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虽屡屡讲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即政治上的权力应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但因客观性的民治原则不能出现，故对于人民如何使用政治权力，始终不能有积极的建构。这样一来，实际上的情形是：政治上的权原完全操持在人君一人之喜怒哀乐之上，致使中国文化中关于政治的伟大理想与悲愿，至多只能起到修正、缓和专制毒害的作用，这虽然在最低限度内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许多黑暗的时代，但这毕竟是这种伟大理想和悲愿的委屈。

中西文化的这种各自不同的优长与不足，形成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个性，即文化的历史性层面。之所以形成这种各自不同的个性，乃因为人性向一面作偏至的自觉的结果。那么，文化的个性即历史性层面如何向文化的共性即整全性层面升进呢？徐复观认为，“文化的个性，是文化创造的结果，也是文化创造的过程”。[12](P22)此即是说，文化由个性向其共性升进，即文化的创造和新生，乃是在个性中创造和新生，即依傍于内在的个性自觉，而不是依傍于疏离于个性之外的外在模仿。简言之，升进是在内在自觉中升进，而不是在外在模仿中升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复观才说个性不是一种自然的死物，而是一个创造的核心。徐复观正是依着这种思路来谈中国文化的升进问题。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不足和限制乃在于缺乏科学知识，但这种限制与不足只是人性之暂时的未觉，并非科学知识乃根本与中国文化不相融之异物。他说：“儒家精神中之所以没有科学，只是由道德实践性限制了思索的自由发展；由道德的主体之重视不知不觉地减轻了事与物的客观性之重视。但是这种限制与减轻，并非出于道德本身之必然性，而只是由开端时精神所向之重点不同，遂由人性一面发展之偏而来的。不自觉科学的成就，是人性另一面的成就。”[10](P60)因此，要在中国文化中开发出科学知识，只须使这个未被觉者被觉即可。他说：“由知性的发展以成就科学，因此而可以满足博施济众之要求，亦即所谓道德上的要求。……这将是孔孟程朱陆王所欢欣鼓舞去学不厌诲不倦的。其所不同于西方者，将只是勉励大家以仁心来提撕科学，使无善无恶的科学，只在完成人的道德上发生作用，而不致利用为反道德的工具。于是科学在儒家精神中亦可看出其新的生命与价值，而益增加其应当自由发展之信念。仁性与知性，只是人性之两面。只须有此一觉，即可相得益彰。” [10](P61)依徐复观之意，在这种升进中，使文化系统中之未被觉知者浮现，且此浮现者（如科学）不似别的文化系统中的如是者之那般无根漂荡（即无善无恶的科学），乃是此文化系统主体的发用，复随着这种发用，此文化系统日益光大其效。这才是真正的升进，由此而“可见人性之全”，[10](P60)文化亦由历史性层面升进至整全性层面。

徐复观的这种理论，用在中国文化的创造和新生上是很周洽的，但用在西方文化的创造和新生上是否亦很周洽呢？依徐复观的看法，西方文化开出了发达的科学系统，但并没有很好地开出价值系统，则西方文化的创造和新生就是内在于其科学系统而升进至价值系统，但这将如何可能呢？休谟早就指出了科学系统和价值系统的不同构型，即从“是”（科学系统）推不出“应该”（价值系统）。因为科学系统是外在的名物度数，内在于这种外在的名物度数的观解并不必然地会引出一种价值系统。因此，徐复观的这种内在自觉升进说用在西方文化身上并不周洽。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必须从外在的观解中收束回来，走内省的证悟之路，直接切就人自身，反求诸己，挺立道德主体，开出价值之源，始可超克其有限性而向整全性升进。

关于文化的层级之别以及如何由低层级向高层级升进的问题。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来谈的，即低次元的传统和高次元的传统、基层文化与高层文化之间的层级升进关系。

先看低次元的传统和高次元的传统的层级升进关系。儒家非常重视传统，现代新儒家在时代的风潮中，更是为回归传统而奔走呐喊。 “没有伟大地传统的启发，而只靠在时代的横断面中，作点滴的知识追求，不可能把握住人生的方向。迷失了方向的人生，不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的立脚点。所以我的谈传统，岂仅不是反对现代化，正是要从人的根源之地来形成现代化的动力。”[12](P208)这就是说，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相互对反抗拒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