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围绕自己的趣味而形成自我意识的少数派来说最是如此。
    这当然只是西方情况的一个概述，但是现在在西方世界以外，尤其是在亚洲，也呈现出相似（即便不是完全相同）的逻辑。日本与中国的保守理论家们已经求助于需要训练与学识的传统艺术，把它当作抵御美国化或者至少是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的堡垒，并且——仅举一例——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求助于自己的高雅文化以抵御日本通俗文化（动画片，卡拉OK，电子游戏，流行音乐，情节剧）。与此同时，属于商业文化不同层次的青少年围绕着共同趣味而安排自己的社交活动，一般都要采用国外的形式，以反抗他们所想象的长辈们的价值观。

    大众文化

    传统上学者们已经对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进行了辨别。通俗文化指大众的而且是大众所创造的文化（如果不只是民间文化本身的话）。大众文化指用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生产的文化。但是这种区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在文化研究中，已经不再使用“大众文化”一词了，因为这个词通常带有毁谤的意味（见邓宁Denning 2004, 97-120）。它指一种滥用的、缺乏独创性的、没有意义的文化，一种通常被视为满足廉价的幻想、迎合无法实现的欲望的文化。那种理论无法解释它所讨论的两种文化的同与异以及各自的性质特点，甚至装都不装作去体会大众文化能给其受众带来什么快乐与益处。解除包围着“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否定性（并且允许它被重新理解为通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是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承认（参阅德国理论家厄尼斯特 •布洛赫Ernest Bloch和赫伯特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著作）许多工业化的文化中有一种“乌托邦”色彩。它可能是迎合了人们的幻想，但是通过刺激受众的“里比多投入”，它也让人对美满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有了模糊的认识与感受。这些模糊的认识与感受甚至可以激发政治能量。这就是詹姆逊的论点。（见詹姆逊1992）
    彻底摈弃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麻烦是，并非所有的通俗文化作品流行的程度都是一样的。有些通俗文化形式的消费者群体比另一些的要大得多。在西方，滑板运动是通俗文化的一种形式，但喜欢它的人没有喜欢看足球比赛或者喜欢踢足球的人多。重金属电子摇滚乐是一种通俗文化，但它绝对比不上嘻哈音乐那么流行（至少某些种类的嘻哈音乐比其他种类的影响要大得多。）因此继续这么看待大众文化这种东西是有好处的，即它能让受众接触多种多样的文化区域，它能反映特定的社会中几乎每个人的文化水平。它是通俗文化的一个分支，通俗文化在我们眼里就是所有不被视为或者不自以为是精英文化的文化。（值得记住的是，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是一对反义词，要对一方下定义，就得依靠另一方。）

    文化平民主义和经典

    文化研究对通俗文化的认同确实具有一定的政治诱发力，然而文化平民主义把这种力量大大夸大了，因为通俗文化的学院化最终要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不是与之对抗。文化研究对于通俗文化的肯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与这样一种评论经典的观点密切相关：经典是那一类习惯上被视为代表文化中最高成就、并且常常在教育机构与地位很高的文化机构里被那样讨论与传播的精选的文本、艺术品等。但是一种围绕精选的经典所建立起来的文化是不会对经典之外的文化给以全面的评价的。经典性的东西并不比非经典性的东西具有更多的绝对价值——只不过它所隐含的特定的标准、态度和教养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文化。
    例如，那些被伟大的艺术作品所深深打动的人，那些对于某些经典作品何以比别的作品伟大有着敏锐的见解并想深入研究它们、传达自己的发现与见解的人，并没有多少错（在这一点上没办法判断对与错），但是他们没有关注一个更大而且从根本上说更重要的问题。他们忽视了一方面是阶级与种族另一方面是文化的这种双向互动，忽视了经典的威望是如何被转移到有教养的人与/或富人（而且尤其是有教养而富有的白人）身上，有教养的人和/或富人的威望又是如何同时转移到经典上面的。经典常用的方式还在助长着文化保守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对右翼来说依然很重要。事实上，尽管经典文化固守着建立等级制度之职，其传播也必定受到了限制，尽管它只对一些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狂热爱好者具有吸引力，但它的活力与真正的影响要比通俗文化小得多。因此文化研究正在通过认同通俗文化及其特定的接受模式，对同时围绕着金钱与文化而将社会等级化的机制进行政治干预。
    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论点，它涉及许多不同的取向，招致了很多尖锐的反驳。这些反驳中最显著与重要的观点是，反经典的论点忽视了通俗文化主要的问题——即它不是社会上自发产生的文化，而是商业公司的产品，它们衡量成功的最终标准是利润而不是质量。因此，按照这种观点，现代通俗文化结构上倾向于表面性的虚假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毫不关心社会矛盾、差异与不公平，阻碍受众对于其所属的社会进行评论与合理的理解。所以批评家们有可能会提出，革命在美国之所以是无法想象的，是因为那里有着影响很大的起安慰作用的通俗文化。（布伦南Brennan1997，257）换一种几乎同样传统的说法，通俗文化是针对那些不是很认真地对待文化的人的：它是那些想要让自己放松、想忘掉工作、想好好享受休闲时刻的人们的文化。他们不需要一种探索的、启蒙的、沉思的文化；他们不对作品作非功利的高雅的审美反应，因为他们主要指望靠通俗文化养精蓄锐、娱乐消遣。从这些方面对大众文化进行最严苛的批评的还要数西奥多• 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众所周知，他们认为，通俗文化削弱真正的个性、满足与自由，让人心神涣散，注意力不能持续集中。
    平民主义对这些评论的一种回答是，对于通俗文化正因为缺乏严肃性与追求而被消费这一点加以称赞，赞美诸如艾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所谓的注重“可触性、偶然性、短暂性、可消费性、本能性”（它们是消闲文化的构成要素）的“适应性很强的种种感觉、趣味与欲望”等——我们还可以给这个一览表加上娱乐、消遣、休闲，如此等等。（钱伯斯1986，13）。另一个用来回答反平民主义者的论点是，我们不应该在文化形式中寻求政治解决方法与支持：通俗文化是培养批评才能的最好场所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不由它去？另一种回答是声称通俗文化具有一种社会价值，其消费本身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形式——我们的集体身份是在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最常见的论点是，重申主体地位与文化趣味之间的联系，并强调对于经典的爱好从根本上说是特定的身份认同的表现，它与阶级和种族分层有着密切的关系。
     笔者以为，关于文化平民主义的纯理论的论争是有限的老调重弹，因为它们对于正在改变通俗文化的那些力量没有足够清楚的认识。在此，我们宜将这些力量简要介绍一下。

    通俗文化

    通俗文化已经被分割成了各种各样的形式、种类、受众、情调、风格和目的等等，分割得如此之细，以至于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些所谓的“通俗文化”是为全体大众而生产的（并具有20世纪中期的文化批评家们所抱怨的当时的大众文化所具备的某些特点），许多通俗文化则是为相对来说很少的一部分人所生产的，他们熟悉相关的文化类型，而且差不多都对它们有强烈的兴趣。许多通俗文化——例如嘻哈音乐——确实保留了很强的地域性。然而同时，它正在日益谋求各部门间的新的联系，正在寻求用一种方法兜售另一种文化产品的途径。在搭配销售中，给不同样式的产品打上同样的商标已经变得日益重要：连环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