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化还可能会滥用——我们且把两种重要的滥用形式称为欺诈与惊扰。极力推销以诱导受众消费低质量的作品就是欺诈。《星球大战》特许权令人遗憾的情况就是一个适例：最近的电影里面没有什么（好的）新想法，一点儿也没有原先的电影那种活力。它们的主要推动力显然是利润，我敢说大多数人看这些电影时都会略有上当之感。几乎每一个特许权（电视连续剧的情况很显著）都有着一定的欺诈性质，因为它们迫于结构的压力，该结束时还不结束，这样质量就难以保证了。
    惊扰即加强偏见与文化分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大概在1980年之前的好莱坞作品都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惊扰。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迎合与强化黑人反面形象的电影都完全会因为那些缘故而被排斥（好象煽动可怕的偏见的电影就不会有别的吸引人的——如果不完全是弥补性的——特点似的），但是它确实意味着那些电影滥用了白人种族主义。过于保守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通过提供错误的信息、压制意见分歧以及威吓与谩骂，已经把惊扰提炼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形式。
    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俗文化本质上是商业化的。它是商业价值观以及维系消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旗手。这意味着它与公众资助的文化尤其是与公共传播有一种多少有点不自然的关系。确实，可能有很好的理由来支持文化的公众资助制度——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理由一般归结为保持多样性以及维护那些不受收视/听率所驱使、使社会最贫困阶层免受传媒机构漫天要价之苦的新闻机构。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趣味的公共补贴并不是那么好保护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商业性的通俗文化作为公众的文化的一个敌人，或者至少是替代物，会违背公众最好的趣味。
    那么关键的一点是，文化平民主义者们需要认识到通俗文化所确实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有些缺陷和问题是要用文化政策进行干预的），而文化精英主义者们需要认识到那些缺陷和问题并不是通俗文化特有的。

    文化价值与趣味

    所有这些表明，还是很难从学院派的视角来考虑通俗文化而又不回到价值观的问题上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理清楚。要对它进行一个至少是初步的清理，区分清楚价值、质量和趣味这几个概念是不无益处的，因为这是几个有着内在联系却又各不相同的范畴，常常被混淆。
    价值是一个文化客体或类型或媒介与别的客体、类型或者媒介相比所（应该）具有的抽象作用。它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概念，传统上被划分为两部分。客体具有使用价值（根据其有用性来衡量的价值），还有交换价值（根据它们可以交换或者替换什么来衡量的价值，一般是换钱）。从这个视角来看，“文化价值”其实是一种比喻，因为文化就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基本上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交换价值。如果要说它具有价值的话，那与其说它有使用价值，不如说它有交换价值，因为其含义不是，高雅文化比通俗文化更有用什么的，而是说得拿别的东西来交换它。当然不存在衡量文化价值的客观标准，文化也没有象市场这么一种机制，可以通过供求体系来把与金钱价值相对的可量化的文化价值交付给客体。
    另一方面，质量是把一个文化客体放在生产与消费它的系统内进行评价，与它使用的媒介本身自发的特点相比而具有的价值。所有的文化区域都包含着不同质量的作品；其实一切文化生产似乎都包含着质量评判，因为生产者在完成一部作品的过程中在不断地放弃自己的尝试。在文化区域和类型之内，在质量问题上，有一条意见即使谈不上众口一词，但也有很强的一致性。一个文化区域或者一种文化类型中的每一个客体可以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但它不是完全与众不同、无与伦比的，这样才有可能对它进行质量评判。如果有人定要跟别人争辩，说小甜甜布兰妮（Britney Spears）、凡尼拉 •艾斯（Vanilla Ice）和乔治男孩（Boy George）比什么阿丽西亚• 吉丝（Alicia Keys）、公开的敌人（ Public Enemy）和大卫•鲍伊（ David Bowie）好，那么人们一般要么会觉得他是故意挑衅，故意犯拧，是在说反话，要么就会觉得他是个笨蛋。
    各种媒介的质量标准都不相同。“质量”一词本身在音乐和大部分电视产品等工业化的文化中用得最多（它在文化中的用法来自工业上“质量控制”这样的用法）。例如，杰夫• 马根（Geoff Mulgan）列举了“质量”一词用在电视工业中时7种各不相同的含义。（马根1994：88-115；并参看杰夫• 马根1996，45-47），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成四种：1）作为一种专业生产技能的表现的质量，这是一个给生产者的创造自由提供余地的概念；2）根据消费者对节目编排的反应而衡量的质量；3）从特定的电视美学方面来评价的质量；4）根据电视满足道德功能、实话实说以及文化多样性的能力而评价的质量。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文化部门如文学性的小说等也许可以制定相似的标准。可是在审美领域之内，不能根据客体能否完成某一特定任务来判断其质量好坏，关于质量评判仍然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定性——我前所列举的标准之三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后来看趣味。趣味是个体的文化偏好的表现。它在欧洲的发展过程很重要，因为它与现代隐私和自由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一过程，以深化对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关系的理解。
    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随着社会更彻底地分化成政府与民间领域，趣味与“风雅文学”变得重要起来了。随着政府从教堂手中接过管理世俗生活与关怀灵魂之职（首先是控制警察和军队），民间社会变成了公共机构的领域：报纸、书刊以及剧院、俱乐部、小酒馆、咖啡屋、图书馆、赌场、美术馆、运动场、商店、音乐厅等等。旧的适用于那些不允许进入公共领域的东西（如在军队中为“机密”的东西） “隐私”观念消失了，因为这些新型的公众生活形式（政府和民间的）与人人有关，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在这一过程中，隐私成了一个不受舆论干涉的受保护地带（哲学家约翰 •洛克及其后的伊曼努尔•康德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而且关键是就我们的兴趣、我们的趣味而言。同时，关于个人拥有财产、个人劳动力和资本等经济和法律权利的自由主义的观念开始影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我所谓的“自由主义”是指：1）个体是受他们与财产的关系而限定的，即便他们只拥有自己的身体与劳动力；2）社会被理解为由形式上平等的个体所组成的整体，个体自由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只是到了19世纪初，随着工作场所与家开始彼此分离，以及一种“个人生活”不同于工作的观念的出现（瓦尔纳2002），关于隐私的观念才变得主要与个人生活小天地相联系起来。但有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尽管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一致性，却没有象旧的贵族体制那样成为等级制度的标志。
    趣味，而非舆论，帮助满足了等级制度的要求：符合纯正的趣味的经典令自由主义的文化呈现为一种有条理、分等级的系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还在公众中传播文明教化。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后盾的自由主义的理论非常注重个人拥有自己的趣味的权利（以及自由表达自己趣味的权利），因为纯正的趣味是弥合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与支撑该理论的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论点之间裂缝的关键。趣味失去其社会功能，渐渐不再作为等级制度的标志，这部分是因为是资本主义找到了其他建构等级制度的方法（基本上是通过发展一种极其微妙的分等级的消费市场）的结果，部分是因为在正式的政治活动中取得成功以后移入文化领域之内的平等主义的缘故。
    强调纯正的趣味的时代一旦消失，不仅更多的东西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而且趣味的标准也激增了。现在有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