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走出北京城了，他又恋恋不舍地停马回望：“十八寒冬住到今，凤城回望泪涔涔。诗人不是无情客，恋阙怀乡一例心。”（孔尚任诗《出彰义门》）这就是中国读书人走不出的怪圈、演不完的悲剧吗？以至康熙第五次南巡路过济宁州时，重隐石门山已经三年的孔尚任，又出山随衍圣公孔毓圻前往迎驾，希望重新召用。只是皇帝再也不理这个茬，一任他放废为民，让这位徘徊在山水与皇帝之间、充满着矛盾与痛苦的圣裔，再一次长叹“还家徒壁依然冷，谁信相如遇汉皇”（孔尚任《投孙墅亲家宋处士》诗）。
（１０）石门山，终于成了孔尚任最后的归宿。当他在七十一岁上撒手人寰的时候，一定是对石门山怀着深深的谢意。是它收留他于失意凄苦之际，并让他在最后十六年的人生旅途中，找回了曾经失去的生命的娱悦。
也许孔尚任到底也没有弄明白皇帝为什么要冷落自己。有人说因为《桃花扇》不合时宜，也有人说皇帝让他去治理河湖是让他下基层锻炼锻炼，回来重用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谁知他却他广泛结交南明遗士，耽于诗酒。可能这些都是原因，有的甚至是直接原因。但我却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敏锐的康熙感到了孔尚任身上那股“皇恩”无法控制的生命的娱悦，一种虎啸深山、鹰翔长空、鱼游湖海的娱悦。为了这种娱悦的召唤，虎要踏倒栅栏，鹰会击碎铁笼，鱼能撞破罗网，哪怕豁出性命。因为让虎猫一样作媚态，让鹰鹦鹉一样去学舌，那是一种酷刑般的痛苦啊！
要成就功名，就得作媚态，做鹦鹉，痛苦是难免的了；要保持生命自然无拘的状态和人格的独立，就绝难成就功名，苦恼也是难免的了。中国的士子就处在这种要么降志，要么辱身或者降志又要辱身的境地。而当心被痛苦与苦恼交相折磨的时候，心便会象河流一样汩汩流动了，流动着自己的思考，流动着自己的情感，流动着对大自然的向往与渴望，流动着人性的回归，也流动着反叛与抗争。在这汩汩地流动中，痛苦着的心灵就满沁着生命的娱悦了。谁能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酥，心里只盛着痛苦而不是流动着巨大的生命的娱悦呢？没有风浪的磨荡，珍珠能产生吗？
穿过历史，我趟过京城与石门山之间的那条孔尚任新鲜如昨的心河。
能和石门山心性相契，那是一定有着和名利场的京都、甚至和传统儒学名教相反的品性的。其父孔贞 ，明朝举人，曾经抗清，博学多才，崇尚气节，进入清朝以养亲不仕。他能不在儿子的身上留下痕迹吗？从孔尚任和父亲的好友木皮散客贾应宠的关系，更可以看到他灵魂的隐密处。贾应宠是一个惊世骇俗之人。他手持一鼓一板，以说唱鼓词屹立于儒林，公然对包括尧、舜在内的历代贤君圣主嬉笑怒骂，剥其画皮，直至“不容于乡里”，被孔氏家族赶出曲阜。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和孔尚任成了忘年交，尚任不仅同意他的惊世之论，还为他写下了满含感情的小传《木皮散客传》。
而和不仕于大清王朝的明朝遗士的接交，更可以看出孔尚任独立拔俗的品格。当掌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清帝，威逼利诱都不能使这些遗士与大清为伍的时候，一个文弱的书生却成了他们的朋友。明朝遗士、诗人杜浚，其著作被清朝列为应当销毁的禁书，生活贫困到妻子生子未过三天就为糊口卖掉了床的地步，也不向清朝低头，并让一批权贵吃了闭门羹。就是这样一个“睥睨公卿，气势峥嵘”的人，却会在七十六岁的高龄亲自登上孔尚任泊于扬州的船，饮酒畅谈，直至日暮。尤其是屡拒清朝征召的江南大名士冒辟疆，能以德高望重的身分，在七十七岁的高龄，远就三百里，赶到兴化，与孔尚任同住了三十日，谈孔尚任正在酝酿中的《桃花扇》，谈南明弘光遗事，谈他所熟悉的人物侯方域、李香君……与圣裔的交往，固然有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追恋，但基础却只能是孔尚任与他们在气节与人格上的声气相投，那种迥异于普遍奴化的士林、“向人难折病时腰”的气节与人格。
精通音律的孔尚任，是一个情感充沛而又敏感的人。饮着遭受冷落的苦酒，他陆续购下了被世遗弃的四件乐器：汉玉羌笛，唐胡琴小呼雷，南宋内府琵琶大海潮和明宫中琵琶小蝉吟。购下它们，爱抚它们，修复它们，吟咏它们，和它们作着倾心的交流，也寄托自己在名利场上无法坦露的情怀。
真正使压抑、郁积的心性得以舒展的，还是沉浸于《桃花扇》的创作之中。非扭曲性灵不能混迹于官场的痛苦，“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的苦恼（韩愈《与崔群书》），都化作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痛苦在笔端化作瀑布，化作醇酒，浇自己的块垒，也浇天下人的块垒，幸福的快意便在心头漫溢了。一六九九年六月，“十五年拙宦，碌碌无成”的孔尚任，经过十余年惨淡经营、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传世之作《桃花扇》。这部长篇历史剧从明朝的灭亡，烛照出一个腐朽的制度和一群腐败的官僚，也塑造出一个忠于爱情、重于气节而又才貌双全、胜过须眉的秦淮名妓的光彩形象，加之少有的悲剧性结尾和极高的艺术价值，使其立刻轰动朝野，市井街谈巷议，百官争相传抄，演出“岁无虚日”。
这不能不引起对知识者深存戒备之心的封建统治者的警觉。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宦官奉康熙之命急索《桃花扇》。孔尚任情急中从朋友家觅得一部抄本午夜进呈。数月之后，孔尚任便被莫名其妙地永远罢官。
《桃花扇》孕之于石门山，成熟于江湖，诞生于京都。它的作者却是隐于石门山，走出石门山，又复归于石门山。
皇帝与山水，都与中国知识者结下了难解之缘，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造成了他们双重的性格和矛盾痛苦的人生。所幸的是中国知识者与山水的缘分要原始得多、深刻得多，不管皇帝的影响再漫长、再普遍、再暴烈，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山水在中国知识者灵魂深处引起的共鸣，只要不能将他们全部杀尽，就无法使他们全部变成俯首贴耳的奴仆。因为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从他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大自然的胎记，自在，尊严，思索，创造，平等。而知识者，又是人类文明的先锋和人类中最敏感者。
这种和山水的与生俱来的缘分，从孔子到孔尚任可说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不是十分赞叹地说曾点和自己的志向一样吗？曾点的志向就是“在暮春三月，脱下冬装换上春天的服装，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无忧无虑的在沂水里痛痛快快游游泳，而后在舞雩台上清清爽爽吹阵子风，尽兴了再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家去。”（《论语》先进篇）这就是圣人，懂得生活、会享受生命的平凡的圣人。曾经印遍孔尚任足迹的石门山，而今在它的最高处雕刻着一个巨大的“归”字，向着游人迎面而来，犹如一声深情而又悠长的呼唤。
（11）大清王朝，已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强弩之末了。为了延长其就要寿终的统治，其黑暗、腐败与统治的丧失人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中国知识者毫无自由尊严的命运，则必然的也要经历这炼狱的最后的蹂躏。
当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落下它沉重的大幕的时候，生活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初叶的这样几位知识者，却以自己沉重多舛的人生，为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提供了正史无法提供的佐证。
这几位知识者是孔尚任，蒲松龄，洪升，分别生于一六四八年、一六四０年和一六四五年，又分别卒于一七一八年、一七一五年和一七０四年。都经过了艰辛漫长的忠君求仕遭弃之路，都在心灵匍伏与站立的痛苦挣扎中回归山水与乡野，并留下了不朽的伟大作品，最终都死于贫寂潦倒之中。
孔尚任二十岁进学为诸生，屡试不中，愤而隐石门山，三十八岁破格提拔后便遭冷遇，直到五十三岁被罢官，“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白头未封侯”。被称为北孔南洪的洪升，二十四岁进学，屡试不第后于三十岁上赴京，开始了长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