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德里达并不想提出一种神学思想。作为海德格尔主义者，他不允许自己去思考一个最高的存在者。相反，他和海德格尔都认为，现代状况是由逃避现象造成的，这些现象在理性历史和神圣启示视域中无法得到理解。他在《论差异》（Differenz）一文的开头向我们保证，他并不想从事神学研究，更不会从事否定神学研究。同样，他也不想去追寻逃避的一切，不想把它们当作充满悖论的存在历史的内在特征。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书写的媒介提供了一种模式：它应当从真理事件那里获得灵韵，并且赋予真理事件一定的灵活性和牢固性。所谓真理事件，就是指同一切存在者乃至最高存在者区别开来的存在。在此过程中，德里达根本没有考虑到“书写文字的牢固性”，而是首先关注这样一种情况：书面形式把文本从发生语境中分离了出来。书写使言词独立于作者的精神，也独立于接受者和言语对象的在场性。书写媒介赋予文本一种冷漠的自主性，使之脱离了一切生动的语境。它消除了文本与单个主体以及具体语境之间的特殊联系，而且还让文本具有可读性。书写保证了一个文本在任意一种语境下都能反复得到阅读。德里达所着迷的，就是这样一种“绝对可读性”观念：既便是所有可能的读者都不在场，即便是一切智能生命都已灭绝，书写依然还用高度的抽象性，让读物超越一切内在的东西，而不断得到阅读。由于书写消除了言词的生动关联，因此，即便有朝一日所有能说能写的人都惨遭屠杀，书写也能挽救语义学内涵： “一切书写在本质上都具有遗嘱的特征”。 

　　当然，这种思想仅仅动摇了这样一种观点：生动的言语依赖于语言的自足结构。德里达用作为书写科学的文字学取代了作为语言科学的语法学，由此，他试图把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进一步推向极端。海德格尔缺乏的就是这种自我稳定的语言媒介概念。因此，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不得不首先把对世界的构建和捍卫追溯到筹划世界和自我立基的此在的创造性那里，换言之，追溯到先验主体创造性活动的等价物那里。德里达没有像《存在与时间》那样绕弯子。他背靠着结构主义，这样，他就可以直接在胡塞尔早期的意识哲学与晚期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之间建立联系。我想要考察的是，德里达用文字学来与存在历史的观念保持距离，他这样做，能否躲避得了海德格尔针对尼采所提出的疑义，而海德格尔本人后来也没有摆脱这样的疑义： 

　　“像所有的颠覆一样，尼采式破坏力对摇摇欲坠的形而上学大厦仍有迷惑力”。 

　　这里我想先说说我自己的观点：德里达未能摆脱主体哲学范式的束缚。他想超越海德格尔，但无法回避那种失去一切真实性要求的真理事件的疑难结构。德里达超越了海德格尔所颠覆的基础主义，但未能走出海德格尔的窠臼。而历史化的源始哲学却呈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对犹太教神秘主义救世思想的回忆，对《旧约》之上帝一度占有、虽被遗弃却得到很好描述的场景的记忆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德里达既没有在政治和道德层面上陷入麻木不仁，也没有在审美层面上对荷尔德林所描述的新异教徒不闻不问。 

　　2 

　　1967年，在出版《论文字学》的同时，德里达发表文章，批判胡塞尔的意义理论。 通过这一文本，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德里达是如何逐步开始打破主体哲学的。就解构意识哲学的策略而言，德里达的最佳选择是《逻辑研究》第二卷《表述与意义》（Ausdruck und Bedeutung）一章。 因为在这一章，胡塞尔极力捍卫纯粹意识领域，反对语言交流的中介领域。而且，胡塞尔断然认为，意义属于理想的本质和知性领域，其目的是要消除语言表达的经验成分；而离开语言表达，我们又将无法把握意义。 

　　众所周知，胡塞尔明确区分了表达一种语言意义的符号（Zeichen）和纯粹的信号(Anzeichen)。化石骨骼表明太古时代的动物是存在的。旗帜和徽章证明的是所有者的民族属性。在手绢上打结，是要提醒人们有些意图尚未实现。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信号所唤起的都是对一种事态的意识。至于信号与所标示的事态之间是通过因果关系还是通过逻辑关系、描绘关系或纯粹的常规关系建立起来的，则无关紧要。就拿手绢上的结来说吧，作为信号，如果对符号的感知通过心理联想唤起人们对一种并不在场的事件产生想法，那就是信号在起作用。语言表达则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展示其意义（或对象，当语言表达具有指示功能时，它便针对一个对象）。不同于信号，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语言表达之所以具有意义，不是依靠联想，而是根据一种理想的语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塞尔把模仿和姿势都看作是记号，因为他忽视了这些自发的身体动作中所含有的意志或交往意图——简言之，即言语者的意向性。当它们代替语言表达时，它们就获得了意义。语言表达可以通过它们先天的语言结构而与信号区分开来：“一个表达不仅具有意义，而且还涉及到某些对象物”。 换言之，一个表达永远都可以扩充成一个命题，并把所说的内容与陈述的对象联系起来。相反，信号没有区分开关涉对象与预设内容，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对语境的依赖，而同语境保持独立，正是语言表达的重要特征。 

　　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和索绪尔的一样，所采用的也是符号学方法，而不是语义学方法。他没有把符号学对于不同符号类型（信号和表达）的区分扩展成为对符号语言与命题语言之间的语法区分。 德里达的批判也仅限于对符号学的思考。他首先针对的是胡塞尔关于符号与信号的独特区分，其目的是要贬低对应于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表达的交往表达。因为，胡塞尔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语言表达看起来似乎是仅仅出现在“独立的心灵生活”当中，但一旦它们用于实际的交流目的，并进入言语的外部领域，它们就会额外地承担起信号的功能。在交往言语中，语言表达与信号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便是分析哲学，一般也认为，我们必须撇开命题当中表达的实用方面，而单纯去把握命题以及命题各个部分的语义学结构。这种抽象的划分，我们可以用从主体间的对话到内心独白的转换过程来加以阐明——语义学的考察方式同样也是针对独白式语言表达的结构层面。决定选择形式语义学的分析层面，并不一定就会导致语义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否定语义学所描述的语言与言说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语言的实用主义功能完全是外在的。就现象学而言，胡塞尔所持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立场。当然，在意识哲学前提下，他别无选择。 

　　胡塞尔把单子论的先验自我作为出发点，这就迫使他不得不从针对意向对象的个体意识出发，去重建交往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关系。沟通过程分为言语者“发出信息”——言语者发出声音，并把它们与产生意义的行为联系起来——和听众“接受信息”（对于听众来说，他们对声音的感知所表明的是“发出信息”的心理经验）： 

　　“最初使得精神交往成为可能，并使言语成为言语的东西，存在于以言语的心理因素作为中介的相互关系当中：一边是交往主体的肉身体验，一边是交往主体的心理经验。” 

　　由于主体最初是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照面，而且，相互从外在出发，把对方当作客体加以感知，所以，他们之间的交往只能按照经验内容信号化的模式来加以设想，或者说，只能从表现主义的角度去加以设想。中介符号在这里只是作为行为的信号，而他者最初是在孤独的精神生活中完成这些行为的： 

　　“如果我们考查一下这些内在关联，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在交往言谈中的所有表达的功能都类似于指示。对听众而言。它们是说话者‘思想’的符号，是其提供感觉的内在经验的符号”。 

　　胡塞尔认为，相对于以语言为基础的沟通的主体间性而言，意义赋予行为的主体间性更加具有原发性，这样，他就不得不按照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