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etic Hermeneutic），载：克拉普尼克M. Krapnik，（编）：《置换：德里达与后来者》（Displacement，Derrida and After），Blommington，Indiana，1983，第98页及下两页。亨德尔曼提醒我们注意列维纳斯的一段重要引文，而德里达在他讨论列维纳斯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段引文：“更爱的是经文而不是上帝，表明人们反对与神圣建立直接联系的狂妄念头”。亨德尔曼还强调了德里达与拉比传统特别是喀巴拉激进化传统以及异教激进化传统之间的亲和性（第115页）。亨德尔曼同时还谈到了这样的问题：口传经文在流传过程中要求不断获得权威，甚至要求享有绝对的权威，于是，便贬低了圣言的原始传统（第101页）。此外，亨德尔曼把作为语音中心主义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明确放到了宗教历史语境当中，而在宗教语境当中，人们不断捍卫文字，而反对精神。这样，德里达就在犹太教的辩教传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保罗的基督教则突出基督在现实中的“生活精神”，而贬低口传经文的解释历史，认为它们是“僵死的字符”（《哥林多书》，2，3，6）。保罗反对犹太人，因为他们咬文嚼字，不愿意为了基督启示的“逻各斯”而放弃“书写”：“德里达选用书写来反对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换了一种方式复现了拉比的解释学。德里达想破坏格列柯-基督神学，让我们从本体论回到文字学，从存在回到本文，从逻各斯回到经典”（第111页）。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德里达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从浪漫派所接受的酒神那里获得通过缺席和隐遁而施加影响的上帝的主题。相反，德里达通过列维纳斯所引用的是犹太教传统当中积极缺席的上帝主题（第115页）。这样，形而上学批判在德里达那里就获得了一种不同于海德格尔那里的意义。解构工作是用来复兴与上帝的对话的，而在现代条件下，上帝已经脱离了一种没有任何约束性的本体神学。因此，德里达的意图或许并不在于用远古的资源来克服现代性，而是要充分关注现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条件，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本体神学所遮蔽的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