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经验符号和破解经验符号的模式来设想主体沟通的过程。借助于表达与信号之间的区分，胡塞尔认为，符号在交往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是这样的：它们所承担的是从外在指明言语者内在行为的功能。可是，如果语言表达只有在交往当中，也就是说只是后来才与信号发生联系，那么，表达自身就必然会被归属于孤独的精神生活领域——只有在离开这一内在领域之后，它们才进入指示范围。但这样一来，相对于语言表达的意义，符号的物质基础大大贬值了，被驱逐到了一种虚假的状态当中，仿佛并不存在。一切外在因素都被归入信号的范围。表达摆脱了一切交往功能，并卸掉了一切肉体的意义，而升华为纯粹的意义，致使我们无从得知，意义为何还要用语词的符号和命题的符号来加以表达。在内心独白中，主体在与自身进行交流时没有必要就自己的内心世界给出信息： 

　　“难道我们可以说，在某人自言自语的独白中，他可以把词当作是他内在经验的符号或指示吗？我无法想象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在内心独白中，表达意义的符号基础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 

　　“表达似乎把兴趣从其自身转向其含意，并指向了后者。但这一指向过程并不是早先所讨论的意义上的指示……首先必须是一个存在物，我们才会将之当作一个指示。这也包括交往中使用的表达，不过不包括独白中的表达……在想象中，似乎我们眼前总是飘动着说出的或刻印的字，虽然实际上它并不存在。” 

　　这种内在符号源于主体哲学，其虚拟化具有一种重要的内涵。因为，胡塞尔发现，他有必要到其他的地方，而不是到符号运用规则当中去寻找意义同一性的基础。胡塞尔的这一观念后来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假定在意义同一性和意义规则的主体间有效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胡塞尔也把我们用于计算的符号和我们根据象棋规则移动的步骤进行比较。但和维特根斯坦不同，胡塞尔必须假定纯粹意义具有优先性。只有借助于对那些原初意义的了解，我们才知道怎样走棋子： 

　　“因此，除了其独有的意义之外，数字符号还具有所谓的游戏意义……如果我们将算数符号仅仅当作是规则意义上的计算符号，那么，要完成计算游戏的任务就会产生数字符号和公式。对它们原来所具有的真正的算术意义进行阐释，同时也就是对相应算术问题的解决”。 

　　一种表达的意义建立在意义意向行为以及这一意向的直观满足之上——当然，这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基础，而是先验意义上的基础。意义的内涵是一种理想的自在之物，胡塞尔试图从意义赋予行为的意向本质当中，说到底就是想从相关的理想直观满足意义行为的本质当中获得意义的内涵。然而，“在实际上作为意义的理想同一性与它们所关涉的符号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借助于这些符号，它们不过是在人的心灵生活中获得了实在化”。 正是这种“意义柏拉图主义”（Bedeutungsplatonismus）把胡塞尔和弗莱格（Frege）联系到了一起，并最终允许他们把“自在的”意义同仅仅是“表达出来的”意义区分开来，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波普尔（Karl Popper）对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所作的类似区分。表达如果出现在作为“符号想象”的内心独白当中，它就是要用认知来把握理想的同一性，而理想的同一性只有表达出来才为认知主体所掌握： 

　　“只有当一个新的概念形成，我们才会明白，一个先前未变成现实的意义是如何变成现实的”。 

　　我已经逐步梳理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我的目的是要准确阐明德里达的批判起点。德里达要做的是反对“意义柏拉图主义”，反对语言表达的内在化，并由此主张概念与其符号表达基础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甚至主张在先验层面上符号先于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疑义针对的不是意识哲学的前提，而正是意识哲学使得我们无法把语言确立为主体间的中间领域。这一中间领域具有双重特征：解释世界的先验特征和内心体验的经验特征。德里达并未把语言哲学和意识哲学的区分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换言之，德里达的出发点并不在于：语言哲学的范式摆脱了意识哲学的范式模式，并使意义的同一性依赖于意义规则在主体间的实际运用。相反，德里达沿袭胡塞尔的老路子，从先验哲学的角度，把主体性的一切内在因素与构建世界的能力割裂开来，以便在主体性的最深处反抗理想直观的本质统治。 

　　3 

　　德里达对胡塞尔真理确定性概念的批判，和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概念的批判如出一辙。为了巩固超越一切具像而“自在”存在的意义的地位，胡塞尔不得不求助于一种直观：在这种直观当中，这些本质可以“从自身出发”，把自己展现出现，并作为纯粹现象而获得规定性。胡塞尔把这种直观看作是对意义意向的满足，是语言表达所指向的“对象”的自我规定性。意义指向行为与意义实现行为之间的关系，犹如关于对象的观念与关于对象的实际感知之间的关系。直观履行了表达意义所作出的不同承诺。然而，胡塞尔却由此从先天的角度把一切语言表达的意义都纳入认知维度。 

　　德里达反对把语言化约为对认知或确定事实有用的成分，他这样做是正确的。逻辑先于语法，认知功能先于沟通功能。在胡塞尔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我们问道，表达意味着什么？我们很自然地会举例说，它实际上是有助于知识的获得”。 

　　胡塞尔自己注意到了，比如单称名词，就不能随便按照这种模式来加以解释——有些“主观表达”，其意义随着言语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面对这样的困境，胡塞尔依然断言， 

　　“每个主观表达都可以被客观表达（它将保证每一瞬间的意义意图的确定性）所代替”。 

　　单个名称应当能够用说明来替代，场景和时间的直接表达则应当可以用时空位置等来替代。正如图根哈特所说，这种把主观表达转换成独立于语境的客观表达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单称名词和记述式表达一样，都是实用主义意义的范例，它们要想得到解释，就必须依靠规则在主体间的具体运用。而德里达对这一事态的解释则截然不同。胡塞尔不得不把所有的语言意义与涉及真实性的客观表达联系起来，而客观表达立足于对现实直观的满足，并且只强调认知功能。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这样认为，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症候，它源远流长，决非语言分析所能诊治： 

　　“当然，事实上，说每一个主观表达都可被客观表达所替代，只是在断定客观理性的无限的边界”。 

　　唤起德里达反抗情绪的，就是这种用理性限定语言，用知识限定意义的形而上学方法。在胡塞尔自明性的真理概念中，德里达发现，有一种形而上学依然在活动，它迫使我们把存在看作是在场或现实性。 

　　正是在这个地方，德里达认为有必要激活在胡塞尔论证中被当作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而被悬隔起来的符号的外在性——这是一种符号学的观点，而绝不是一种语用学的观点。在德里达看来，在场证明经验具有同一性，而正是在这种同一性思想当中，暴露出了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实质——之所以说现象学具有形而上学特征，是因为在直观中得到落实的意义意向消除了时间的异性和他性，而这两者对于同一对象的直观行为，以及对于语言表达意义的同一性都是重要的构成因素。在胡塞尔看来，自我给定的在场具有一种感应作用，而在这种感应作用当中，重复结构消失了，一旦没有了这种重复结构，一切也就无法从时间的洪流和经验的潮流中解脱出来，无法让自己在场，进而获得表现。 

　　《声音与现象》一书的核心是第5章。在这一章，德里达回过头来考察了胡塞尔对内在时间意识的分析，其目的是要用胡塞尔的矛来攻胡塞尔的盾，并把握住直观现实此在的不同结构；而直观之所以成为可能，依靠的则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