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一文本最初是作为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①]（1988 年）一书的德文版序言而写就的。我相信单独出版这一文本有充分理由，因为这一普遍问题的某些方面在以前的讨论中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辨析。后人的、公众意见的专制以及普遍的都市大众文明的现象之中。极权主义政治的特性使它们发现进入大众时代的模型的途径，其中包括纳粹的种族政治。尽管海德格尔保持着与一个主要的种族理论家的关系，但是他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他的反犹主义，就能够证实的一切来说，是相当普遍的文化熏陶的结果。然而可能的是，在1935年之后，海德格尔草率地把政治和社会的实践归入一些老套的代码字，甚至没有做任何细微区别的企图，也就是没有说任何经验分析的东西。他对“技术”自身的存在论的谈论作为一种命运，立即神秘、安全且极具危险四在全球传播开来了，而且带着强有力的实在论的概念，进入了存在者最前沿的领域。即使在这一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框架之内，海德格尔需求的是甚至在今天依然没有被取代的理性的批判性洞见。 

B.这种赤裸裸的国家主义甚至在1933年之后，海德格尔依然以一种或多或少通过荷尔德林纯化了的形式公开维持着，这是他思想的不变特征。基本的解释计划是在1935年确立的。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他认为德国民族继承了希腊人，拥有形而上学的民族的特权，由此就可以独自期待一个对漂浮不定的命运的转向。仿效“中央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很久以前就发展起来了，德国人在欧洲的中心位置对于他们的世界历史位置是关键所在：海德格尔期待“世界黑暗的危险……被阻止”，只要“处于西方世界中心的我们的国家承担了它的历史使命”（IM，p.50）。因此海德格尔“把存在问题与欧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以此决定全球的命运——尽管我们的历史此在被证明只是欧洲本身的中心”（IM，p.42）。而且进一步：“欧洲位于俄国与美国形成的一个钳子之间，这在形而上学上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关于他们的世界特性和他们与精神的关系”（IM，p.45）。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它是某种更坏的事物——美国主义的变种。玻格勒在他的演讲手稿中公布了一段从海德格尔的格调来说实际上不会发表的讲话。它与那时已经移居国的卡尔纳普有关：“他的哲学表现得‘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数学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根除了传统的判断理论’……这种“哲学”并不是偶然的，它“内在和外在地”与“俄国的共产主义”和美国对它的胜利的庆祝联系在一起”（HTP，p.276）。海德格尔在1942—43年的巴门尼德演讲和1943年夏季学期的赫拉克利特演讲中又重复了他的这一解释，那时他看到整个星球已处于“构架”之中，“世界已进入它的停泊处”：“世界的历史沉思只能来自德国人——它提供他们在寻找和为之辩护的德国的东西。”[38] 

C.在1934年4月辞去校长职务之后，海德格尔就醒悟了。他确信这一历史运动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哲学所希望的那样；他至死依然相信纳粹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和形而上学的意义。在1942年夏季关于荷尔德林的一个讲座中，他再一次明白地说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唯一性。”[39]因为与那个时代的虚无主义特别的亲密关系，纳粹主义拥有特权——由于战事的影响依然是这样明显，甚至在海德格尔认识到结合存在的历史来重新评价纳粹主义的位置。 

最初——1935年——海德格尔关于纳粹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性”讲演暴露了他与一些现象和实践的距离，这些现象和实践被认为同事物自身的精神没有关系。无论如何，哲学家有更好的认识：他知道国家革命的形而上学地位。一切都还没有失去，尽管政治领袖在他们的真正使命上被恩斯特•克里克和阿尔弗雷德•鲍姆勒这样的虚伪的哲学家欺骗了。听过这一讲座的瓦尔特••布洛克回忆说，海德格尔实际上谈到了“这个”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性，但不是说——象出版的文本说的那样——“这次”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性：“用‘这个’运动来称谓纳粹，这就是说只有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政党。那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忘记海德格尔的“这个”的原因。”[40]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海德格尔对纳粹的认同不能正确地说在1935年就破裂了。玻格勒在1936年夏季的谢林讲座的一段话中也说到了这一点，这一段话在1971年出版的版本中被删去了（可能是没有得到海德格尔的认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人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反对虚无主义的运动，他们都是得自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