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与世界观：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海德格尔之争(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932年8月22日海德格尔写给卡尔·施密特的信。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天，我想要说的是，在从里到外重建法律能力上我非常指望你坚定的合作，包括研究和教育。很不幸，这里的一切让人沮丧。把能够产生即将到来的东西的精神力量聚集在一起变得更为急迫了。今天就到这里了，给你友好的问候。嗨，希特勒。你真诚的海德格尔。”
[35] 这一思想轮廓位于海德格尔1935年关于“形而上学导论”的演讲的中心。见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sik（Tübingen，1953）；拉尔夫·曼海姆译为《形而上学导论》（新天堂，康涅狄格州，1979）；以下缩写为IM。也见Alexander Schwan，Politische Philosophie im Denken Heideggers（Opladen，1965）。
[36] 引自Nachlese zu Heidegger。Dokumente zu seinem Leben und Denken，ed.Guido Schneeberger（Bern，1962），pp. 149—50。关于“校长致辞”与《存在与时间》之间的联系，哈里斯在“作为政治思想家的海德格尔”一问文中进行了探讨，见米歇尔·穆雷编《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批评文集》（新天堂，康涅狄格州，1978）pp. 304—28。
[37] 玻格勒明确地把这个表述为一个问题——可确实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
[38] Heidegger，Heraklit，ed. Manfred S.Frings，vol.55 of Gesamtausgbe，p. 123。至于参考相似的几段，见HTP，p.279。
[39] Heidegger，Hölderlins Hymne“Der Ister，”ed. Walter Biemel, vol.53 of Gesamtausgbe，p. 106。
[40] Pöggeler，“Heideggers politisches Selbstverständnis，”p.59 n.11。
[41] Pöggeler,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p. 56。
[42] Heidegger，“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Vorträge und Aufsätze（1954；Pfullingen，1978）；琼•斯塔姆鲍赫英译为“克服形而上学”，见《哲学的终结》（纽约，1973年），第84页；一下缩写为“OM。”
[43] 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pp. 159--60。
[44] 关于这一讨论，这里我不能接着谈下去，见E，pp. 152 ff。
[45] 见“Nur noch ein Gott kann uns retten，”对海德格尔的访谈，Der Spiegel 23（1976）：193—219；威廉姆•J．理查森英译为“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明镜》对马丁•海德格尔的访谈”：见托马斯•舍汉编《海德格尔：其人其思》（芝加哥，1981），pp. 45—67。
[46] “Säuberungsaktion”也可以翻译为“净化行动”——译者。
[47] 为了抓住海德格尔这句话中引起争论的字句，可以把它翻译如下：“我既不是在军国主义的也不是在侵略的意义上理解‘国防服役’的，我是在自我防卫的意义上理解它的”——译者
[48] Habermas，“Zur Veröffentlichung von Vorlesungen aus dem das Jahre 1935，”Frankfurter Allegemeine Zeitung，25 July 1953；重印于Habermas，Philosophische-politische Profile，pp.65—72。
[49] 克里斯提安.E•勒瓦尔特，《时间》[Der Zeit]，1953年8月13日。
[50] 勒瓦尔特的另外几个句子也值得在这里写下来：“海德格尔的责难者在多大程度上陷入到了对被迫害的受害者的同情之中，这已为当前批评家特别恶毒的评论表明。哈贝马斯说，‘这样的一个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存在，只是因为法西斯主义领导层的平庸性不能接受知识分子的帮助。力量确实就在那里。只有政治官员低劣的才干把那些知识分子逼进反对派之中。’换句话说：海德格尔把自己奉献给希特勒，但是希特勒由于其‘平庸性’拒绝了这样的奉献，并且迫使海德格尔成了反对派。哈贝马斯就是这样说的。”[同上]
勒瓦尔特不知道海德格尔最终证实了我的评论，这一评论是明晰的，而不是恶毒的：“国家社会主义确实进行在这[正确的——哈贝马斯]的方向上。然而，那些人思想上极度贫乏，无法获得一种与今天的事情真正明确的关系，他们一直行进在过去的300年里”（“Nur noch ein Gott kann uns retten，”p．214；“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61页）。
[51] 海德格尔，致编者的信，《时间》[Der Zeit]，1953年9月24日。
[52] Rainer Marten，“Ein rassistisches Konzept von Humanität，”Badische Zeitung，19—20 Dec.1987。根据我的调查，马滕在1988年1月28日的一封信中证实了这个问题：“那时我们正在阅读对于海德格尔著作的修订本，准备《存在与时间》的新版本（图宾根，1953）以及第一次出版的1935年的讲座。我记得很清楚，这一段非常特别醒目，这不是因为有任何解释性的插入语，而只是因为它内容的恐怖性质，使得我们三个非常震惊。”
[53] Pflasterstrand（1988年1月）：48—49。
[54] 同上，46页。
[55] 见Heinrich Wiegand Petzet，Auf einen Stern zugehen，Begegnungen und Gespräche mit Martin Heideggerm，1926—76（Frankfurt am Main，1983），p.101。
[56] 见海德格尔，《尼采》卷2（图宾根，1961年）。
[57] 见胡伯特·L.德雷弗斯，“整体论和解释学，”《形而上学评论》34期（1980年9月）：3—23。
[58] 恩斯特·诺尔特在他关于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论文中通过这样的一句话结尾：“我相信海德格尔在1933年的政治实践以及1934年对于他的错误的洞见，两者都比尼可莱·哈特曼始终如一地远离纳粹和非常令人尊敬的行为的正确性更具有哲学意义”（“hilosoph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见Heidegger und die praktische Philosophie，p.355）。
[59] 关于这一点见Ott，“Wege und Abwege，”Neue Zürcher Zeitung 27（1987年11月28—29日）：67。这一文章还包括一位专家对法里亚斯的书的批判性评论。
[35] 这一思想轮廓位于海德格尔1935年关于“形而上学导论”的演讲的中心。见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sik（Tübingen，1953）；拉尔夫·曼海姆译为《形而上学导论》（新天堂，康涅狄格州，1979）；以下缩写为IM。也见Alexander Schwan，Politische Philosophie im Denken Heideggers（Opladen，1965）。
[36] 引自Nachlese zu Heidegger。Dokumente zu seinem Leben und Denken，ed.Guido Schneeberger（Bern，1962），pp. 149—50。关于“校长致辞”与《存在与时间》之间的联系，哈里斯在“作为政治思想家的海德格尔”一问文中进行了探讨，见米歇尔·穆雷编《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批评文集》（新天堂，康涅狄格州，1978）pp. 304—28。
[37] 玻格勒明确地把这个表述为一个问题——可确实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
[38] Heidegger，Heraklit，ed. Manfred S.Frings，vol.55 of Gesamtausgbe，p. 123。至于参考相似的几段，见HTP，p.279。
[39] Heidegger，Hölderlins Hymne“Der Ister，”ed. Walter Biemel, vol.53 of Gesamtausgbe，p. 106。
[40] Pöggeler，“Heideggers politisches Selbstverständnis，”p.59 n.11。
[41] Pöggeler,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p. 56。
[42] Heidegger，“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Vorträge und Aufsätze（1954；Pfullingen，1978）；琼•斯塔姆鲍赫英译为“克服形而上学”，见《哲学的终结》（纽约，1973年），第84页；一下缩写为“OM。”
[43] 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pp. 159--60。
[44] 关于这一讨论，这里我不能接着谈下去，见E，pp. 152 ff。
[45] 见“Nur noch ein Gott kann uns retten，”对海德格尔的访谈，Der Spiegel 23（1976）：193—219；威廉姆•J．理查森英译为“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明镜》对马丁•海德格尔的访谈”：见托马斯•舍汉编《海德格尔：其人其思》（芝加哥，1981），pp. 45—67。
[46] “Säuberungsaktion”也可以翻译为“净化行动”——译者。
[47] 为了抓住海德格尔这句话中引起争论的字句，可以把它翻译如下：“我既不是在军国主义的也不是在侵略的意义上理解‘国防服役’的，我是在自我防卫的意义上理解它的”——译者
[48] Habermas，“Zur Veröffentlichung von Vorlesungen aus dem das Jahre 1935，”Frankfurter Allegemeine Zeitung，25 July 1953；重印于Habermas，Philosophische-politische Profile，pp.65—72。
[49] 克里斯提安.E•勒瓦尔特，《时间》[Der Zeit]，1953年8月13日。
[50] 勒瓦尔特的另外几个句子也值得在这里写下来：“海德格尔的责难者在多大程度上陷入到了对被迫害的受害者的同情之中，这已为当前批评家特别恶毒的评论表明。哈贝马斯说，‘这样的一个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存在，只是因为法西斯主义领导层的平庸性不能接受知识分子的帮助。力量确实就在那里。只有政治官员低劣的才干把那些知识分子逼进反对派之中。’换句话说：海德格尔把自己奉献给希特勒，但是希特勒由于其‘平庸性’拒绝了这样的奉献，并且迫使海德格尔成了反对派。哈贝马斯就是这样说的。”[同上]
勒瓦尔特不知道海德格尔最终证实了我的评论，这一评论是明晰的，而不是恶毒的：“国家社会主义确实进行在这[正确的——哈贝马斯]的方向上。然而，那些人思想上极度贫乏，无法获得一种与今天的事情真正明确的关系，他们一直行进在过去的300年里”（“Nur noch ein Gott kann uns retten，”p．214；“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61页）。
[51] 海德格尔，致编者的信，《时间》[Der Zeit]，1953年9月24日。
[52] Rainer Marten，“Ein rassistisches Konzept von Humanität，”Badische Zeitung，19—20 Dec.1987。根据我的调查，马滕在1988年1月28日的一封信中证实了这个问题：“那时我们正在阅读对于海德格尔著作的修订本，准备《存在与时间》的新版本（图宾根，1953）以及第一次出版的1935年的讲座。我记得很清楚，这一段非常特别醒目，这不是因为有任何解释性的插入语，而只是因为它内容的恐怖性质，使得我们三个非常震惊。”
[53] Pflasterstrand（1988年1月）：48—49。
[54] 同上，46页。
[55] 见Heinrich Wiegand Petzet，Auf einen Stern zugehen，Begegnungen und Gespräche mit Martin Heideggerm，1926—76（Frankfurt am Main，1983），p.101。
[56] 见海德格尔，《尼采》卷2（图宾根，1961年）。
[57] 见胡伯特·L.德雷弗斯，“整体论和解释学，”《形而上学评论》34期（1980年9月）：3—23。
[58] 恩斯特·诺尔特在他关于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论文中通过这样的一句话结尾：“我相信海德格尔在1933年的政治实践以及1934年对于他的错误的洞见，两者都比尼可莱·哈特曼始终如一地远离纳粹和非常令人尊敬的行为的正确性更具有哲学意义”（“hilosoph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见Heidegger und die praktische Philosophie，p.355）。
[59] 关于这一点见Ott，“Wege und Abwege，”Neue Zürcher Zeitung 27（1987年11月28—29日）：67。这一文章还包括一位专家对法里亚斯的书的批判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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