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与世界观：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海德格尔之争(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他是许多人中的一个。来自他的圈子里的辩护是无法让人信服的：海德格尔必须自己起来反抗这些诽谤，任何新的陈述都将被用来做进一步的修正，海德格尔被任何可能的解释的不充分性弄得哑口无言了，等等。他逐渐展现出来的个性形象使得他的一个朋友的报告最为合理，这个报告说因为海德格尔一直就不是纳粹，所以没有“去卡诺萨[②]旅行”的机会；这也是因为他害怕这样的一个行动将会阻止年轻人阅读他的著作。[55]
一种自我批判的态度，一个对于他自己的过去是非分明的态度，要向海德格尔要求一些对于他来说肯定相当困难的东西：对于他关于思想家拥有接近真理的特权的自我理解的修正。1929年之后，海德格尔离开学院哲学的圈子越来越远了；战后，他实际上漫游在超越哲学、超越论点本身的一个思想领域。这不再是对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精英式的自我理解。它是一种切断通往一个人自己的人格形式的使命意识，这样一来，允许一些错误，更不要说罪行，是不协调的。
作为一个现代人，海德格尔被陷入了一个模糊不清解释之中，被他自己的过去所压倒，因为，当一切结束完成了的时候，他也不足够与之相关。即使根据《存在与时间》中的标准，他的行为依然是去历史的。但是，是什么使得海德格尔——关于他的人格而不是他的著作——成了一个代表他的时代的、有广泛影响的战后思想情况的显现呢？对他的全部著作的接受条件在很到程度上是独立于这些著作的作者行为的。这一点至少适用于到1929年的著作。一直到《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是充分忠实于他坚定的问题逻辑的，根据知识社会学以及联系这些著作产生的环境并没有为了论述合理而歪曲背景，这些部分都是可解释的。当我们在他最多产的阶段——1929年他已经四十岁了——强调他的思想的自主性，而反对他后来的自我风格化和对连续性的过渡强调时，这有利于海德格尔。
即使在意识形态的渗透过程——这个过程最初是狡猾的，最终非常惊人地爆发出来——开始之后，海德格尔依然是他之前所是的多产哲学家。即使他对理性的批判，这一批判开始1931年对柏拉图的解释，并在1935年至1945年之间得到发展，尤其是在对尼采的研究中得到了发展，[56]是这些持久的洞见的原因。这些洞见，它们在有影响的笛卡儿的解释中达到一个高度，成了对发展感兴趣的出发点，有力地鼓舞着人去产生新的方法。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是战后最为重要的哲学创造之一。如果不受他的世界观的扭曲，更多的受海德格尔的理性批判的影响的可见证据，在法国有梅洛-庞蒂晚期的现象学和米歇尔·福柯对知识型的分析；在美国有罗蒂对表象论思想的批判和德雷弗斯对生活世界实践的研究。[57]
在著作和人格之间不能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跟所有其它类似的著作一样，它的自主性归功于它论点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只有当运用那些论点——以及把它们从意识形态的背景中取出来时，才能获得一种与他的思想可能联系。争论的实质陷入到不可争议的意识形态的沼泽中越深，就对一种需要灵活理解的运用的批判力量要求越大。这一解释的平常性失去了它的琐碎性，尤其是当后代处在同样的传统中运用一本著作时，这一传统已把主题说了出来。因此，在德国，只有当我们从海德格尔那里学会重视存在于他的政治实践与他对纳粹主义态度的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我们对支持过纳粹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的运用才能成功，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理性批判的论点中也存在着政治动机。
对这一套问题愤怒地禁止起的是反作用。在我们能够到达这个问题的实质之前，我们必须剥去海德格尔联系他的角色的自我理解、装腔作势和主张的外衣。避开这个伟大思想家的权威——只有他这样的运伟大之思者，才能行伟大之迷途[58]——只能阻止对他的论点的批判的运用，他的论点仅仅有利于使人们进入含糊语言游戏中。使我们能够向海德格尔学习的条件，与深深地植根于德国人心灵中的反西方框架相矛盾。幸运地是，1945年我们结束了这一反西方框架。它不会因为知识模仿地吸收了海德格尔而复兴。我首先要提到的是海德格尔的主张，“存在着一种比概念思维更为严格的思想”（“LH，”p.235）。首先，这一态度与这样的一种主张联系在一起，即有一些人拥有接近真理的特权，处理一种确实可靠的知识以及从公开的争论中退了出来。此外，与同样的态度联系在一起是道德和真理的概念，这种真理把知识的有效性与主体间的检验和承认分了开来。最后，这一态度主张把哲学思考与平等主义的科学事业分开来，把极其非凡在普通的、日常的经验和实践中的根切断，以及把人人平等的原则毁灭掉。
对于这一本书法文版的反响是热烈的。在德国，专业哲学家们在位置上踯躅不前。出于某种理由，必须指出“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这一主题在联邦德国经常为人论及，从格奥尔格·卢卡奇和卡尔·洛维特、保尔·休勒菲尔德、克里斯提安·冯·克洛考、泰奥多·阿多诺、亚历山大·什万到胡果·奥托都论及这一问题——然而在法国，海德格尔很快就被非纳粹化了，甚至被给于了一个反抗者的身份。[59]但是在德国，这种批判的影响却很小。不管是弗兰茨关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发展的著作，还是奥托和玻格勒就海德格尔的政治实践确立的更新的观点，它们都不是专家们的事情。
[1] Winfried Franzen, Martin Heidegger (Stuttgart,1976),p.78;除了可以找到的英译本之外，所有对德文文本的翻译都是由我本人进行的——英译者（注：所有注释若无特别说明，都为英译者注——中译者）。
[2] Heidegger,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Rede, 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i. Br. Am 27. 5. 1933,以及Das Rektorat 1933—34. Tatsachen und Gedanken (Frankfurt am Main, 1983);卡尔斯滕·哈里斯英译为“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弗莱堡大学校长庄严就职的演讲，”以及“1933/34年的校长任期：事实与思想，”《形而上学评论》38期（1985年3月）：467—502； 以下对“1933/34年的校长任期：事实与思想”的引用缩写为“R”。
[3] Hugo Ott, “Martin Heidegger und die Universität Freiburg nach 1945,” Historisches Jahrbuch 105 (1985):95—128.也见Ott, “Martin 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idegger und die praktische Philosophie,ed. Annemarie Cethmann-Siefert and Otto Pöggeler (Frankfurt am main, 1988),pp.64—77.
[4] 见Pöggeler,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32 (1985):26—67,以及Pöggeler, “Heideggers politisches Selbstverständnis,” in Heidegger und die praktische Philosophie, pp. 17--63.
[5] Karl Löwith,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Ein Bericht (Stuttgart, 1986), p. 57.
[6] 见Nicolas Tertulian, “Heidegger—oder: die Bestätigung der Politik durch Seinsgeschichte. Ein Gang zu den Quellen. Was aus den Texten des Philosophen alles sprudelt,” Frankfurt Rundschau, 2 Feb. 1988.
[7] Ott, “Martin 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p.65.
[8] 禁止从那时起就开始的对于海德格尔行为的政治和道德评价应该包含对类比的节制，这些类比在平衡各种说法的努力中非常容易提出来。我们恰好可以从慎重的玻格勒那里吸取这样的教训，他不仅把海德格尔与希特勒的合流看作类似于恩斯特·布洛赫和格奥尔格·卢卡奇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而且也举出了一个评论，在这个评论中泰奥多·阿多诺完全误解了1934年的形势，
一种自我批判的态度，一个对于他自己的过去是非分明的态度，要向海德格尔要求一些对于他来说肯定相当困难的东西：对于他关于思想家拥有接近真理的特权的自我理解的修正。1929年之后，海德格尔离开学院哲学的圈子越来越远了；战后，他实际上漫游在超越哲学、超越论点本身的一个思想领域。这不再是对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精英式的自我理解。它是一种切断通往一个人自己的人格形式的使命意识，这样一来，允许一些错误，更不要说罪行，是不协调的。
作为一个现代人，海德格尔被陷入了一个模糊不清解释之中，被他自己的过去所压倒，因为，当一切结束完成了的时候，他也不足够与之相关。即使根据《存在与时间》中的标准，他的行为依然是去历史的。但是，是什么使得海德格尔——关于他的人格而不是他的著作——成了一个代表他的时代的、有广泛影响的战后思想情况的显现呢？对他的全部著作的接受条件在很到程度上是独立于这些著作的作者行为的。这一点至少适用于到1929年的著作。一直到《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是充分忠实于他坚定的问题逻辑的，根据知识社会学以及联系这些著作产生的环境并没有为了论述合理而歪曲背景，这些部分都是可解释的。当我们在他最多产的阶段——1929年他已经四十岁了——强调他的思想的自主性，而反对他后来的自我风格化和对连续性的过渡强调时，这有利于海德格尔。
即使在意识形态的渗透过程——这个过程最初是狡猾的，最终非常惊人地爆发出来——开始之后，海德格尔依然是他之前所是的多产哲学家。即使他对理性的批判，这一批判开始1931年对柏拉图的解释，并在1935年至1945年之间得到发展，尤其是在对尼采的研究中得到了发展，[56]是这些持久的洞见的原因。这些洞见，它们在有影响的笛卡儿的解释中达到一个高度，成了对发展感兴趣的出发点，有力地鼓舞着人去产生新的方法。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是战后最为重要的哲学创造之一。如果不受他的世界观的扭曲，更多的受海德格尔的理性批判的影响的可见证据，在法国有梅洛-庞蒂晚期的现象学和米歇尔·福柯对知识型的分析；在美国有罗蒂对表象论思想的批判和德雷弗斯对生活世界实践的研究。[57]
在著作和人格之间不能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跟所有其它类似的著作一样，它的自主性归功于它论点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只有当运用那些论点——以及把它们从意识形态的背景中取出来时，才能获得一种与他的思想可能联系。争论的实质陷入到不可争议的意识形态的沼泽中越深，就对一种需要灵活理解的运用的批判力量要求越大。这一解释的平常性失去了它的琐碎性，尤其是当后代处在同样的传统中运用一本著作时，这一传统已把主题说了出来。因此，在德国，只有当我们从海德格尔那里学会重视存在于他的政治实践与他对纳粹主义态度的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我们对支持过纳粹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的运用才能成功，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理性批判的论点中也存在着政治动机。
对这一套问题愤怒地禁止起的是反作用。在我们能够到达这个问题的实质之前，我们必须剥去海德格尔联系他的角色的自我理解、装腔作势和主张的外衣。避开这个伟大思想家的权威——只有他这样的运伟大之思者，才能行伟大之迷途[58]——只能阻止对他的论点的批判的运用，他的论点仅仅有利于使人们进入含糊语言游戏中。使我们能够向海德格尔学习的条件，与深深地植根于德国人心灵中的反西方框架相矛盾。幸运地是，1945年我们结束了这一反西方框架。它不会因为知识模仿地吸收了海德格尔而复兴。我首先要提到的是海德格尔的主张，“存在着一种比概念思维更为严格的思想”（“LH，”p.235）。首先，这一态度与这样的一种主张联系在一起，即有一些人拥有接近真理的特权，处理一种确实可靠的知识以及从公开的争论中退了出来。此外，与同样的态度联系在一起是道德和真理的概念，这种真理把知识的有效性与主体间的检验和承认分了开来。最后，这一态度主张把哲学思考与平等主义的科学事业分开来，把极其非凡在普通的、日常的经验和实践中的根切断，以及把人人平等的原则毁灭掉。
对于这一本书法文版的反响是热烈的。在德国，专业哲学家们在位置上踯躅不前。出于某种理由，必须指出“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这一主题在联邦德国经常为人论及，从格奥尔格·卢卡奇和卡尔·洛维特、保尔·休勒菲尔德、克里斯提安·冯·克洛考、泰奥多·阿多诺、亚历山大·什万到胡果·奥托都论及这一问题——然而在法国，海德格尔很快就被非纳粹化了，甚至被给于了一个反抗者的身份。[59]但是在德国，这种批判的影响却很小。不管是弗兰茨关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发展的著作，还是奥托和玻格勒就海德格尔的政治实践确立的更新的观点，它们都不是专家们的事情。
[1] Winfried Franzen, Martin Heidegger (Stuttgart,1976),p.78;除了可以找到的英译本之外，所有对德文文本的翻译都是由我本人进行的——英译者（注：所有注释若无特别说明，都为英译者注——中译者）。
[2] Heidegger,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Rede, 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i. Br. Am 27. 5. 1933,以及Das Rektorat 1933—34. Tatsachen und Gedanken (Frankfurt am Main, 1983);卡尔斯滕·哈里斯英译为“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弗莱堡大学校长庄严就职的演讲，”以及“1933/34年的校长任期：事实与思想，”《形而上学评论》38期（1985年3月）：467—502； 以下对“1933/34年的校长任期：事实与思想”的引用缩写为“R”。
[3] Hugo Ott, “Martin Heidegger und die Universität Freiburg nach 1945,” Historisches Jahrbuch 105 (1985):95—128.也见Ott, “Martin 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idegger und die praktische Philosophie,ed. Annemarie Cethmann-Siefert and Otto Pöggeler (Frankfurt am main, 1988),pp.64—77.
[4] 见Pöggeler,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32 (1985):26—67,以及Pöggeler, “Heideggers politisches Selbstverständnis,” in Heidegger und die praktische Philosophie, pp. 17--63.
[5] Karl Löwith,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Ein Bericht (Stuttgart, 1986), p. 57.
[6] 见Nicolas Tertulian, “Heidegger—oder: die Bestätigung der Politik durch Seinsgeschichte. Ein Gang zu den Quellen. Was aus den Texten des Philosophen alles sprudelt,” Frankfurt Rundschau, 2 Feb. 1988.
[7] Ott, “Martin 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p.65.
[8] 禁止从那时起就开始的对于海德格尔行为的政治和道德评价应该包含对类比的节制，这些类比在平衡各种说法的努力中非常容易提出来。我们恰好可以从慎重的玻格勒那里吸取这样的教训，他不仅把海德格尔与希特勒的合流看作类似于恩斯特·布洛赫和格奥尔格·卢卡奇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而且也举出了一个评论，在这个评论中泰奥多·阿多诺完全误解了1934年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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