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果的所有本质思想的位置把这个思想者卷进错误之中。他被免除了所有的个人责任，因为是错误自身客观地降临在他身上。错误只能归于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非本质的思想家。在“1933/34年校长任职的事件上，”海德格尔认为“其本身”是“不重要的”，即使在战后，他也只认为“是一个科学实质的形而上学状态的标记”（“R”，p.497）。在他看来，“它就象过去采取的尝试和措施的无结果状态一样不重要，这在求权力的飘忽不定的意志的整个运动的背景中是无意义的，以至于它们不能算不上任何东西”（“R”，pp.498--99）。 

他在1945年记下的“事实与思想”，以及在死后才出版的《明镜》对他的访谈，其中他基本上重复了1945年的陈述，给出了对于海德格尔对他自己的行为的回顾性评价的洞察。[45]确实是在本质思想客观的非责任性和对于个人困境的道德冷漠的前提之下，这种自我陈述的掩饰性质才如此令人惊骇。海德格尔没有对这些事实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而只是一味地掩饰自己。他把“校长致辞”也理解成一种“反抗”，而加入纳粹党只是在壮观环境中的“一个形式问题”（“R”，pp.490，493）。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宣称“1933年就已开始的那种反抗一直在在继续并且变得更为有力”（“R”，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p.500）。在他自己的国家保持沉默，他认为自己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确实，他提到了校长任期中的“清洗”[46]，“这常常是超出了它的目标和范围”（“R”，p.492）。但只有一次提到过有罪——对他人的罪，“那些人尽管在那时赋予预言的天赋，他们能够预见所有要来的一切”，不过“在反抗这些即将到来的灾难前，差不多还有十年时间的等待”（“R”，p.486）。此外，海德格尔反对那些今天错误地理解他在那个时代的言辞的人：然而，我既不是在军国主义的意义上，也不是在侵略的意义上提到“‘武装力量’，而是把它理解为自我防卫意义上的防御”（“R”，p.487）。[47]胡果•奥托和维克多•法里亚斯的调查研究使得这些辩解的许多细节站不住脚。而不只是仅仅在他死后出版的自我辩白中海德格尔进行了伪造。 

1953年，海德格尔出版了他1935年关于《形而上学导论》的演讲。作为一个学生，《存在与时间》那时给了我很深的影响，因此我也读了这些讲演，里面从法西斯主义的正当性到他们风格体裁的细节确实令我震惊。我在一篇报刊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印象——尤其提到了“内在真理和纳粹运动的伟大性”这一句话。最令我震惊的是，海德格尔在1953年出版了这些演讲，没有任何解释或评论，我必须设想这是1935年的一篇未作改变的演讲。甚至在前言中也没有提到这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因此我注意到海德格尔的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众所周知的有计划地对几百万人的集体屠杀，即使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根据存在的历史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难道不是那些执行它的人真实的罪行？——而且这不是整个民族良心的败坏？”[48]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海德格尔，而是克里斯提安.E•勒瓦尔特。[49]他以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眼光阅读这个演讲。他把它理解为，海德格尔在1935年已经看到了希特勒的政权在整个形而上学的衰亡历史中是一个“进一步衰亡的征兆”，而不是一种“新的幸福的迹象”。在这里，勒瓦尔特依靠的是在括号里对这个文本的一个补充，把纳粹运动刻画为“现代人与全球技术之间的遭遇”（IM，p.199）。勒瓦尔特把认为这里是说“纳粹运动是人与技术碰撞的悲剧的一个征兆，同样一个征兆也有其‘伟大性，’因为它影响到了西方这一整体，而且有把它带入毁灭的危险。”[50]令人惊讶的是，海德格尔那时就勒瓦尔特的文章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写到：“克里斯提安.E•勒瓦尔特对取自我的演讲中的这句话的解释在一切方面都是正确的……连同你提到的另外一些句子，从印刷的文本中除去这一句子是很容易的。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一方面，这个句子历史地属于这一演讲；另一方面，我相信对于一个已经学会了思想技艺的读者来说，这个演讲自身就能够向读者澄清自己。”[51] 

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后来海德格尔并没有遵循这一点，但是政治上查找其过节时没有指出这一疏漏。（或者是海德格尔对于出版程序一无所知？）更加值得注意的详情是，勒瓦尔特的解释错误地把后来的自我理解往后投射到1935年，这明确地得到了海德格尔的原谅，即使这一解释仅仅是依靠1953年海德格尔自己加进手稿的一个子句。实际上，海德格尔在这本书的“前言的注释”中就已经明确地宣称这一子句是原来的演讲的部分，即使在《明镜》的访谈中，他还维持着这一欺骗；但是，渐渐地，真相已经显露出来。1975年，弗兰茨在对这一文本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检查之后，证实了“海德格尔确实把1953年写进去的东西说成是曾经本来有的东西”的怀疑（E，p.93）。1983年，玻格勒报告说，手稿中载有这一有争议的一节的那一页从海德格尔档案中不翼而飞。他也认为括号中的注释是之后加进去的，但他不认为是故意为之（HTP，pp.277--78）。在法里亚斯著作的法文版出版之后，莱勒•马滕，海德格尔的一个亲密的同事，描述了这一事件：1953年，海德格尔拒绝了他的三个合作者关于勾销这一阴险的句子的建议，并在括号中加进有争议的注释，这就是勒瓦尔特的解释和海德格尔年代上令人误解的自我陈述得以建立的基础。[52] 

非常有趣的是，1953年在哲学意见的冲突中，真正的问题被错过了。在关于纳粹大屠杀他所处的位置这一问题上，当时或者现在，海德格尔从未作出任何回答。我们也许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一回答跟通常的一样，相当普通。在“历史内部求权力的意志的全面统治，现在理解为拥抱行星”的阴影之下，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回事：“今天一切都处于历史的现实之中，不管它叫做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或者世界民主”（“R”，p.485）。那就是1945年的情形，而且也是海德格尔一直重复的情形：本质化的抽象。在存在哲学家的水平的凝视之下，即使灭绝犹太人也只不过是等同许多其它事情的一件事情而已。灭绝犹太人，德国人的驱逐——它们是同一的。1948年5月3日，赫伯特•马尔库塞回了一封信，答复了海德格尔在信中的主张： 



你写到，我关于灭绝犹太人说的一切也同等地使用于盟军，如果要代替“犹太人”我们可以写“东德。”你说这句话，你不是把自己排除在人类之间对话完全可能的领域之外吗——在logos之外？因为只有从完全超越了这一“逻辑的”维度出发才可能通过说别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来说明、调整、“理解”一种罪行。此外：怎么可能把对几百万人的折磨、毁灭和灭绝与没有发生这些罪行的强制的集体重新安置等同起来（也学有一些例外发生）？[53] 



五 



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牵连是一回事情，我们可以放心地把这个道德上严肃的历史判断留给后代人。完全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战后的辩护行为，他的修饰和操作，以及他公开拒绝把自己与他曾经公开坚持的政权分离开来。那损害了作为他的同时代人的我们。在我们与其他人共有一个生活背景和历史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利要求彼此作出解释。海德格尔给马尔库塞的信，其中他采取了一种至今还在学术界广为流传作出解释的方式，是对来自于他以前的一个学生马尔库塞的挑战的回答：“我们许多人一直都在等待你的一句话，一个可以明晰确定地使你脱离这一身份的陈述，一个表达了现在你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态度。然而你没有作出这样的陈述——至少没有在私人范围之外有任何这样的陈述。”[54]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依然被他那一代和他的时代所限制，依然停留在阿德诺压抑和沉默的年代的环境中。他跟别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