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却是用根本不同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尼采真正的形而上学领域进入了这一运动以及他们自己心中。”[41]因此同一个形象有出现了，而且也与洛维特关于同一时期的一次罗马会面的报道协调一致：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召唤；但是他们必须留意哲学家才能知道这一召唤的确切意义。只有他才能够向他们解释这一召唤的意义是什么，按照形而上学的历史去克服虚无主义，然后把真理付诸行动。至少他在他之前清楚地看到了目标：只要他们成功地唤醒了通往他们民族的此在的英雄意志，法西斯主义的领袖就能够克服“泛滥了的技术的阴冷的狂暴和正常人类无根的组织。” 

我不能确切地知道经过他的醒悟而开始的下一个阶段工作是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在战争开始之后，也许是在阴郁地认识到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在关于“克服形而上学”的笔记中（从1936年之后开始，尤其是从战时开始），海德格尔日益加深了对一个时代的极权主义特征的印象，认为它残酷地动员了所有积蓄的力量。只有现在，1933年基本变化的救世主情绪才成为一种启示的拯救希望：现在，只有在最伟大的需要中，积蓄的力量才也得到增长。世界历史的悲剧独自宣告克服形而上学的时刻：“只有在这一衰败之后，突如其来的起源[Anfang]居所才能长期发生。”[42]由于这一情绪的变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评价也又一次得到了改变。海德格尔在1934年之后经过醒悟后的工作导向这样一种区别，不幸的肤浅的纳粹实践形式与其本质内容之间的区别。现在他开始一个更为根本的再评价，它与纳粹运动的“内在真理”自身有关。他决心重新分派存在的历史中角色。尽管之前他们的最高领袖开展的国家革命代表着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反对运动，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他们是对这一反对运动特别典型的表达，因此他们仅仅是技术注定的命运的征兆而已，而在之前他们被认为是对这一命运的反抗。技术，如今这一时代的标记，在极权主义的“为消费而消费的循环”中表达了自身，而且 



“领袖的本性”就是那些让他们投入为这一程序服务的东西，就象由于他们确定的本能而存在的规定了的器官。在为保证存在遗弃的真空的服务中，他们是对存在者无条件的消费这一商业过程中的第一批雇员。[“OM，”p.107] 



没有被触及的是德国人作为那种“人性”的民族主义的特权，这种“人性”“适合以一种历史的方式产生绝对的虚无主义”（“OM，”p.103）。国家社会主义的“唯一性”就存在于其中，同时“纳粹权力的掌握者在某种程度上被整合进对存在的遗弃的功能中去了”（E，p.99）。 

至于海德格尔的的政治实践与其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他的犹豫不决——实际上与这个政权的其他知识分子同路人相比，这种拖延令人惊讶——从纳粹运动中脱离出来以及对纳粹运动的重新评价导致了一个修正，这也是海德格尔战后关于存在的历史的概念最终得以建立的基础。只要海德格尔能够想像国家革命能够以它新的德国此在的预示，找到一个克服客观的技术挑战的答案，[存在]主张的辩证法以及对于[那一主张]的回应就依然能够被认为与《存在与时间》中基本的积极主义的倾向相协调。只是在海德格尔放弃了这一希望和远离法西斯主义之后，其领袖才陷入了他们最初应该去治愈的疾病的征兆之中——只是在这一态度改变之后，克服现代主体性才呈现为仅仅是一件经历的事件的意义。直到那时，自我决断的此在决定主义，不仅《存在与时间》中存在样式而且在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著作中的国家/革命的样式中（只是语调上有些改变），在显现的存在中还保留着一个角色。只是在经过他的醒悟后的最后阶段，存在历史的概念才呈现为一种宿命的形式。[43] 



五 



比如，存在历史的宿命论已经在1943年的“什么是形而上学？”中展现出了清晰的轮廓。在战争结束之后，海德格尔天启式的黯淡情绪又一次改变了。一个“启示”是以即将到来的大灾难的预期为条件的。那一启示在法国军队进入弗莱堡的那一刻被转移了，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拖延而已。胜利者是美国和俄国，他们的本质是类似的，他们瓜分了对世界的霸权。因此在海德格尔的观点看来，二战没有解决任何实质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哲学家战后在一个仍然未被克服的命运的阴影下准备寂静地坚持的原因。在1945年，他唯一还能够做的就是从令人失望的世界历史中撤退出来。但这只不过加强了他持续着的确信：存在的历史被清晰地表达在实质性的思想家的言辞之中——而且这一思想通过存在自身而发生。海德格尔承认他的思想由于政治事件而被担保了十五年之多。1947年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表现了这一发展，至于遮蔽其起源的背景以及——曾历史地被取代——它与肤浅的历史现实的所有联系区别开来，就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民族主义的痕迹被抹去了。民族的此在领域[Daseinsraum]被提高到了祖国[Heimat]这一天然的家：“这里，言词是在基本的意义上被思考的，即不是在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意义上而是按照存在的历史来思考”（“LH”，p.217）。处于欧洲心脏的民族的世界历史的使命只能保留在一个语法的层次上：它依靠于德语的形而上学特权，海德格尔（一如既往）认为德语是希腊语唯一合法的继承者。在他后来接受德国杂志《明镜》[Der Spiegel]的采访中，这一点依然是清楚的：要理解荷尔德林，必须会说德语。“半神半人”和创造性领袖的中间领域消失得无影无踪。领袖被升华为诗人和思想家；哲学家获得了一种与存在的直接关系。曾经由于政治忠诚而持有的东西现在被综合了，因为所有的一都要服从存在的命运：只有这样的服从“能够支持并承担起责任” （“LH”，p.238）。 

在我们也许可称之为“经由精炼的抽象”的手术的帮助下，存在的历史从而与政治和历史事件脱离开了。此外，这也考虑到了海德格尔对他自己哲学的发展的显著的自我风格化这一点。从现在开始他强调了他的问题的连续性，并且通过往后投射到其从未完成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之上，小心地净化他的存在历史的概念，把搬弄是非的意识形态成分清除掉。大概在1930年完成的海德格尔的“转向”“不是对《存在与时间》中观点的改变” （“LH”，p.208）。[44] 

在海德格尔处理人道主义的主题的同时，到来的盟军在奥斯维辛和其它地方遇见的恐怖印象使得他们进入了德国的农村。如果他关于“本质事件”的谈话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图灭绝犹太人的异常的事件就会引起这位哲学家的注意（如果没有引起相关的同时代人的注意的话）。但是海德格尔总是居于普遍之中。他所关注的是说明人是“存在的邻居”——而不是人的邻居。他指引自己不受“把人解释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人称’和赋予灵魂的肉体的精神存在的人道主义解释”的影响，因为“在人道主义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最高规定依然没有认识到人特有的尊严”（“LH”，p.210）。“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也说明了为什么通常的道德判断必定处于本质思想自身的水平之下的原因。荷尔德林已经超过了“歌德纯粹的世界主义。”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现在成了纪念性的，穿透了“伦理学”的正义而达到了“注定的命运”：“在历史的回想中，无论何时思想注意到了存在的命运，它已经把自身限制在适合它的东西之内，与它的命运相一致。”在写下着个句子之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不适合性”的记忆肯定冲击了这位哲学家，因为他立即补充说：“为了同一而冒着不一致的危险”——存在永远只是它自身——“是这一危险。不确定性即将来临，它仅仅是一场争论”（“LH”，p.241）。 

海德格尔在谈论他自己的错误时什么也没有说。那一点没有什么异议。因为是关于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