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的实践效用来说，哈贝马斯说必须区别理论的三种功能或者说衡量理论之功能的三种标准：形成理论、组织启蒙和从事实际斗争。他写道：“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要能够加以澄清，我们必须先区别三种功能，它们是以三种不同标准加以衡量的：对能够经受住科学商谈的批判性定理的提出和扩展；对启蒙过程的组织-在启蒙过程中，批判性定理得到运用，并且有可能通过启动在启蒙过程所针对的那些团体之内进行的反思过程，而对这些定理进行独特的检验；选择恰当策略，解决战术性问题，并从事政治斗争。”三者的目标分别是真实的陈述，真切的洞见和明智的决策。在欧洲工人运动的传统中，这三种功能同时被指派给党组织-把无产阶级组织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但哈贝马斯强调这三种功能是不能按照同一个原则而履行的：“理论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即那些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具有从事理论性商谈的自由；启蒙过程（如果它们要避免剥削和欺骗的话）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即那些积极从事启蒙工作的人们完全承诺保持恰当的谨慎并根据治疗性‘商谈’模式而确保交往的领域；最后，政治斗争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当地进行，即所有重要的决策都取决于参与者的实践性商谈-在这里、尤其在这里，并不存在通达真理的特权。”29要同时履行这三方面功能，要么是任何方面的成功都不可能，要么是一方面的成功以其它方面的代价作为补充。
上述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回答批判理论本身的实践证实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霍克海默尔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是因为实用主义的以成败论真假的观点对批判理论的有效性构成了威胁。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的回答是：批判理论的真理性主张的检验必须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进行，而霍克海默尔认为实用主义所强调的那个方面，也就是工具性-策略性行动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批判理论的证实不相干的。哈贝马斯写道：“验证的第一步是科学商谈；在那里，对理论上引绎出来的假设之为真的主张，是以通常的科学论辩的形式加以支持或驳斥的。当然，一个未能经受商谈性检验的理论必须加以拒绝，而且，对反思性理论的有效性主张，只能作尝试性的确认。但这种理论的实现只能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之中，这种过程导致那些相关的人们在不受任何强制的情况下接受那些理论上引绎出来的诠释。当然，只要该理论诠释所指涉的所有可能有关的人们并不是都有机会在合适情形下对所提供的诠释表示接受或者拒绝，启蒙的过程也就仅仅是对说该理论是真的这种主张提供了支持，而并没有对这种主张加以核准。反思性理论能不能在政治斗争条件加以运用，这个问题上的保留态度，就是由此而来的。”30 也就是说，批判理论的检验-也可以称作对批判理论的“实践检验”-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科学商谈的层次，一个是公共启蒙的层次。实际的政治斗争当然与批判理论也有关系，但哈贝马斯强调这种关系只是一种间接的关系。批判理论-作为批判性自我反思-本身的实践效果是通过对过去的种种因果关系的洞见而造成态度的变化，而政治斗争-哈贝马斯把它列入策略性行动的范畴而区别于属于交往行动范畴的公共启蒙-则要造成社会现实的未来的变化。也就是说，反思过去的批判理论并不提供取向未来的行动方案，因而这种行动也无法为批判理论提供验证。但政治斗争的参加者应该是已经经过了启蒙的行动者，而他们关于政治斗争策略、目标等等所进行的实践性商谈，也从属于前面所讲的“非扭曲语言交往的逻辑”。研究这种逻辑也是批判理论的任务，所以政治斗争与批判理论也有联系。此外，哈贝马斯还认为在策略性行动的条件下，批判理论可以在以下意义上加以运用（他称之为“对一种反思性理论的客观运用”）：它可以用来从未来的角度出发对现在进行后溯的诠释。但是，尽管策略性行动可以通过这种诠释而得到澄清，后者却仍然无法通过这种行动而证实。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理论对于有效性主张的证实，只能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在相关的人们的实践商谈之中。”31
在哈贝马斯撰写《理论与实践》以及上述导言的时候，他把批判理论等同于在个体和类两个层次上进行的彼此对应的自我反思，而在这种自我反思中，又不加区分地包括了两种形式：对于自我产生的虚假意识的反思（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以及以它作为模式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对于正常的日常交往能力的反思。哈贝马斯后来认为把类与个体相对应是把“大我”与“小我”作类比，因而是犯了他所要克服的“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范式的错误；他还明确区分那两种形式的自我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第二种形式的反思即对正常的日常交往能力的反思上。这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要求批判理论从着重对压制性欺骗性力量的批判，转变为对批判理论自身的规范性基础的建设，而这种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就是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论转向交往论，其结果集中体现在80年代初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在1999年发表的“再论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哈贝马斯以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例子来谈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那里，哈贝马斯的重点已经不再是批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是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从某种意义说，他对哲学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就是他对批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讨论：他似乎主张，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哲学家最好都成为批判理论家，尽管是激进色彩大不如从前的批判理论家。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我们这个“后形而上学思维”的时代，哲学家的更好的历史作用既不是作为专家解决技术问题，也不是作为精神导师传递人生意义，而是作为知识分子参与现代社会的公共讨论。与其他知识分子（如作家、专业人士和科学家）相比，哲学家对有些问题的处理能力更强一些。哈贝马斯列举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总体性问题，比方说对现代社会的具有时代诊断性质的自我理解的问题，最适合哲学进行探讨：从十八世纪以来，现代性话语或现代性讨论就首先是以哲学的形式、也就是以对理性的自我批判的形式进行的。第二是交叉性问题：哲学与总体的联系、哲学的“多语性”，使它可以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之间起一种相互沟通和相互诠释的作用。比方说，哲学在科学与常识之间、专业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沟通有助于对所谓“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象进行批判和克服。第三是规范性问题：哲学具有思考规范性的、尤其是正义的政治共同生活的基本问题的特殊能力。哲学和民主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相同的产生情境，而且在结构上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