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文化的问题
实践不仅仅是具体的一个个的活动，而也是贯穿在具体活动当中的特定模式-“实践”也可以理解为惯例、文化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讲的“生活形式”。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也有重要联系。首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注重对西方社会的“内在批判”，即根据这个社会本身的“未被兑现的”诺言来对它的现实进行批判，而这种“诺言”不仅体现在作为几大资产阶级革命之成果的宪法性文件之中，也体现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之中。就此而言，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内在于实践的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区别于前面提到的霍克海默尔所批判的那种实证主义（肯定主义）和顺从主义，另一方面也区别于霍克海默尔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那种对西方现代性几乎全盘否定的观点(尽管他在理论上是强调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特征的)。当然，也有一些论者因此而说哈贝马斯倒向了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John Ralws）的“反思的平衡”的理论策略，因而最终放弃了批判理论53。第二，哈贝马斯思想中出现的这种对西方立宪民主的政治文化肯定的倾向，与他从八十年代以来参加的与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的争论和德国历史学家的争论有关。相对于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方案”54；相对于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对德国的纳粹历史的辩护，哈贝马斯强调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立宪的政治文化的尤其重要的意义。55第三，哈贝马斯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致力于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政治文化对于整个现代社会集体认同的重要性，强调“宪法的原则，只有当它们置身于由公民构成的民族的历史的情境之中，从而与公民的动机和意图建立联系，才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形式，并成为动态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与平等的人的联合体这个谋划的推动力量。”56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政治的东西”和“文化的东西”的分化，也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方面。但分化开来的这两样东西之间还需要有某种媒介，才能保持平衡的关系，否则的话，或者会出现立宪民主制度没有文化基础的问题，或者会出现传统的文化认同代替现代的政治认同的问题。“政治文化”就起这样一种中介的作用：它是“政治的”，所以它可以成为这种越来越多文化的社会中的政治认同的基础；它是一种“文化”，所以它可以连接公民的动机和态度，能够培育一种“以公共的善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的和谐背景的支持” 57。一方面，这种政治文化应当同主流文化传统相分离，从而对尽可能多的亚文化传统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这种政治文化应当具有足够的整合力，把一个多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凝聚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当然也是一种“同政治物相关的文化”，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它不仅区别于“非政治的文化”，它也区别于“前政治的文化”。简单地讲，它是一种作为公民对政治活动之参与的结果而形成起来的文化。第四，还是回到本文多次提到的对批判理论的实践检验的问题：前面讲过，对批判理论的实践检验形式之一、甚至是主要形式，是批判理论运用于公共领域之中而造成的启蒙效果。这种启蒙效果，说到底就是形成一种“习惯于政治自由，适应于自决实践的”的自由的政治文化。58
战后德国民主政治文化之形成的出发点，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德国西部的占领、在盟军监督下进行的非纳粹化“政治教育”，以及体现西方自由民主基本原则的联邦德国《基本法》的制定。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历来强调其特殊地缘政治位置和特殊文化认同的德意志民族的“西方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可以说是“美国化”过程。对这个过程，哈贝马斯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文化当中存在着德意志民族所缺少但非常珍贵的东西；联邦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所需要的“宪法爱国主义”，其典范就在美国。在批判德国新保守主义的时候，哈贝马斯把它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作比较，指出相比之下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倒还提出了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并对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作了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分析。这种区别，哈贝马斯认为，正是两个政治文化不同的结果。因此他说：“如果不是在战后头几个十年期间从美国政治文化中采用和吸取了一些观念，今天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将处于更加糟糕的局面。前所未有地，联邦德国无保留地面向西方；在那时我们采纳了启蒙的政治理论，我们理解了最初由各种宗教教派所孕育的多元主义的形成态度的力量，我们了解了从皮尔斯到米德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的激进民主精神。”59 在同时期的一次访谈中，哈贝马斯说：“很久以来，我就认同于一种表现在最好的美国传统、表述于美国实用主义之中的激进民主的精神。”60
这种精神，也正是像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这样的新实用主义者非常重视和珍视的东西。可以说同时属于新法兰克福学派和新美国实用主义的理查德·伯恩斯坦写道：“杜威和米德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他们对社会改良的参与，其中的不可或缺成分是民主的精神气质（democratic ethos）的激进愿望；近来，不少研究杜威和米德的学者们推进了对这种激进愿望的恢复。”61 伯恩斯坦特地提到罗蒂。罗蒂一方面一再宣称“哲学和政治没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却如伯恩斯坦所说的，“自从出版《哲学和自然之镜》之后，罗蒂自己也把注意转向哲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62这位一再说哲学无法给民主提供论证的哲学家，却一再引用杜威等经典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关于民主的论述，批评那些自称为左派、不重视这个传统的人们是无端地放弃了这个民族最值得自豪的成就。罗蒂的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根子在于他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理解：在他看来，实用主义并不是一种用普遍主义论据来对民主政治进行理性论证的哲学，而是一些诉诸人们的感情、想象的“故事”或“叙事”，而美利坚民族的心灵和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样的叙事塑造而成的。在一篇题为“没有与实在之符合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