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这里提到杜威，并且提到杜威的政治哲学而不是（霍克海默尔所重视的）他的认识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体现了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人物对杜威哲学乃至整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新认识和积极评价。经过对理论与实践之间、批判与实践之间关系的上述重新诠释，实用主义哲学中原先被视为构成对批判理论之有效性主要威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不再是一种威胁；原先被认为只处于次要地位的一些其它观点，上升到关键地位；原来认为在这种哲学中仅仅具有可能性的批判性向度，则变成了这种哲学的最有价值贡献：“批判”之能够与“实践”结合，是因为“实践”被发现本来就是“批判”的。
三
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实践”这个概念基本上可以从抽象到具体作这样四个层次的理解：交往行动、合理论辩、公共讨论、政治文化。在这四个层次上，哈贝马斯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那里都找到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一）交往行动理论
前面提到，哈贝马斯强调“实践”与“技术性活动”（或“工具性行动”以及与此接近的“策略性行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技术性活动所涉及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实践性活动则涉及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技术性活动的规则的依据是客观自然规律，因而是不可能违反的，而实践性活动的规则的依据是有关的人们的承认，因而是有可能违反的。所谓实践活动，就是人们依据他们所承认的规则来调节行动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在更高的反思的层面上，对这种规则本身进行调整和修改。因此，实践活动说到底也就是交往行动，以实践为主旨的批判理论应该以交往行动理论作为核心。
从前面讨论的霍克海默尔的观点那里可以看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不仅被理解为一种强调行动对于认识的重要性的哲学，而且被理解为一种强调技术性行动对于认识的重要性的哲学。但是，在哈贝马斯那里，或者说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视角出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另外一些方面工作凸显出来了：原来，他们不仅仅重视技术性行动，而且也重视交往性行动；他们不仅强调行动对于认识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认识对于人格成长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性。皮尔斯(Charles Peirce)的符号学、米德(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分别在这两个方面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
哈贝马斯把人类行动分成四种基本类型：“目的性行动”（包括工具性行动和策略性行动）、“规范性行动”和“表演性行动”这三种行动分别主要指向客观实践、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交往行动”-“（或者以口头方式或者以非口头方式）建立人际关系的至少两个有说话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33，则同时指向这三个世界。这种“互动”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之间就它们的行动情境和行动计划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而为了达成这种理解，行动者们必须已经掌握了他们彼此能理解的语言，而且已经有能力在可能的批评面前提出理由为自己所说的话进行辩护，而这又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了“理由”的概念、用理由来捍卫的“有效性”的概念，以及与这些有效性概念（“真实”、“正当”、“真切”）有关的上述三个世界的概念。哈贝马斯把体现在行动者的行动能力和对这些能力的运用之中的这些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称为“交往行动的一般预设”，而他所谓的“普遍语用学”就是研究这些一般预设的。34
应该指出，哈贝马斯在系统阐述他的普遍语用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从皮尔斯的理论出发。但他的普遍语用学在如下意义上与皮尔斯的理论有间接联系。第一，虽然“语用学”这个术语是美国哲学家查尔斯·威廉·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后来提出的，虽然语用学作为一个语言学-语言哲学分支主要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皮尔斯被认为是“通过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延续和与它的争论而奠定了语用理论之形成的基石”。35 第二，哈贝马斯形成其普遍语用学的过程，与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人物阿佩尔的类似工作（“先验语用学”）有密切联系，而阿佩尔很早就对皮尔斯作系统研究，尤其重视皮尔斯的三向度符号学（不仅包括句法学和语义学，也包括语用学）优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二向度（仅仅重视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地方。36 第三，哈贝马斯不仅在他讨论普遍语用学以及整个交往行动理论时经常提到皮尔斯，而且专门撰文讨论过皮尔斯在这方面的工作。在“皮尔斯和交往”一文中，哈贝马斯虽然批评皮尔斯后期对交往过程作了过于抽象的考虑，从而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主体间关系消失不见了，但还是充分肯定皮尔斯对“意识哲学”或者“主体性哲学”的批判和他对研究活动作为一个交往过程的重视，以及皮尔斯的符号学对于符号既“表象着”一个对象又“面对着”另一个人的特征的重视。37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在其《交往行动理论》的发展中，哈贝马斯事实上一直赋予实用主义-尤其是皮尔斯版本的实用主义-以核心的意义。”38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与皮尔斯的关系还是间接的话，它与米德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直接的。在《交往行动理论》中一书中，哈贝马斯用相当多篇幅来讨论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米德虽然称他的理论为“社会行为主义”，但他的理论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行为主义：他所强调的行为不是对环境刺激进行反应的个体有机体的行为，而是至少两个有机体之间彼此做出反应的互动过程；他讲的行为也不局限于可观察的行为反应，而也包括以符号为取向的行为，从而允许对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的一般结构进行重构。米德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此。无论是皮尔斯的符号学还是哈贝马斯本人的普遍语用学，所研究的还只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达成理解活动的语言活动，而不是交往行动本身，因为交往行动本身不仅仅是一种使用符号的过程，而且是通过使用符号而建立人际关系、协调行动计划的过程。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所强调的正是后一方面：“他的交往理论不局限于达成理解的活动；它处理的是交往行动。他之所以对语言符号和类似语言的符号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不止一个个体的互动、行为模式和行动之间的中介。在交往行动中，除了达成理解的功能之外，语言还发挥协调不同主体的目的导向行动的作用，以及对这些主体本身进行社会化的作用。”39 尽管哈贝马斯认为仅仅研究这两个作用的交往理论，还需要语义学和言语活动理论的补充，但对于哈贝马斯自己的理论工作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在米德的交往理论和分析哲学的语言理论之间所看到的那种不谋而合：米德所讨论的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化而实现个体化的过程的预设，也就是取向于达成理解的行动的普遍的和不可避免的预设。40
（二）合理论辩理论
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动与合理论辩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一方面，交往行动是合理论辩的潜在形式；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之间的关系。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交往行动的一般预设”，在日常交往实践中实际上仅仅是潜在地、常常是不自觉地做出的；只有通过对于合理论辩的过程的研究，我们才能充分了解这些预设。另一方面，合理论辩是交往行动的专门形式。在交往行动或确切些说日常的交往行动中，每个行动者的目的性行动计划是被预设着的，而这些行动计划要通过取向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