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仅这样说尚不足以得出“根本不可能‘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结论，因为王文还提出了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一切翻译是如何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在我看来，与第一个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具有更加根本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王文的基本立论根据，也由于决定了其论述的基本思路，而使之进一步得出了肯定“不可译性”的结论。不过，即使在这里同样不涉及康德哲学，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与第一个问题具有最基本的相同点，亦即“理想”特征——也就是说，它所表明的是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研究者都希望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或者说，研究者都希望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确定，使“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几乎不用进行系统详尽的语义学分析就可以看到，这里所谓“希望”、“一劳永逸”、“从根本上”、“一切”等短语，都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这个问题所蕴含的“理想”[8]特征，只不过在这里，这种特征是以更加严格的理论形式（也可以说，以“先验”形式）表现出来的。
不过，由于这种更加严格的理论表达形式，这个问题所面临的难点也更富有根本性意义了——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究竟针对谁来说，“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翻译者，事实上都有一个从“生手”到 “熟手”、从“熟手”到“高手”，甚至从“高手”到“圣手”的生成过程（即使就同一个译者对同一篇作品的翻译而言，这种过程也同样存在），对于“生手”来说“不可能”的翻译，对于“高手”来说完全可能是“牛刀杀鸡”；而就翻译研究者来说，情况也似乎没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翻译者的不同层次和水平之间，显然并不存在使“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充分必要条件，只存在翻译者水平不断提高的动态性生成过程。因此，这种不针对任何具体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问题，无论其是不是“先验”问题，显然实际上都只有“理想”意义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第二、究竟针对哪一类被翻译文本而言，“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我们知道，被翻译文本一般说来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非常严格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作品，比较灵活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品，以及以抒情和艺术技巧为基本特征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由于其各自的独特性，这三类作品的翻译结果所要求的翻译水平不同、所能够达到的准确度也不同——“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作品”基本上以“客观准确”为标准，“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品”则具有了比较多的、主观灵活的“人文”意味，而“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则以“主观的意境传神”为佳。可见，不加任何区别地提问“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至少可以说是一个缺少具体文本针对性的“玄”问题，因而也可以说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理想”问题；从严格的翻译理论研究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伪”问题，因为它基本上无法对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启发或者指导，反而容易使他们因为忽视这些区别而误入歧途。
第三、究竟根据谁确定的、什么标准来看，“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要想论证“不可译性”，显然无法回避“根据什么标准？”、“所根据的标准由谁确定？”和“谁有资格确定这样的标准”的问题——虽然人们通常未必进行这样的追问，但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却根本不能、也不应当忽略这些问题。从王文的角度来看，这种标准显然是康德确定的，这必然同时还涉及到康德这种标准究竟是不是适用于翻译研究的问题（详见下文），因为康德原来的论证语境显然不是为研究翻译理论而设的。假如我们在这里同样不援引康德、而是从具体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出发，那么，从上面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来看，无论什么人为这个问题确定了什么标准，这种人和这种标准都绝对难免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因而根本不可能、也没有任何资格对这个问题做出永久有效的固定答案——除非这种人是全能的上帝[9]，否则，他（她）就根本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彻底超越包括时空限制在内的各种限制，确定并提出这种似乎空前绝后、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的标准，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完全确定“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这个问题显然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积极的实际意义的“伪”问题了。
综上所述可见，虽然出于提升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良好愿望，但王文诉诸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而论证存在“不可译性”、试图“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做法，却由于忽视了这种哲学框架的具体适用性，忽视了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理想”特征，忽视了“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这个问题所必然涉及的主体、对象和标准之诸差异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为自己实现这种愿望的努力“设置障碍”的结果。这表明，“区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是不可能实现其初衷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就在于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框架并不适合于进行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且，王文把存在于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的、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误认为是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了。在我看来，翻译和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真正存在的，只能是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为什么？
二、从“先验”取向的不适用性看翻译研究的理想和标准
虽然王宾教授和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一样，认定只有从康德所强调的“先验”维度出发，才能进行理论研究、构建相应的各种学科的理论体系，但是，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而言，他并没有对这种“先验”维度为什么适合于进行这样的研究，做出理由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以强调这种“先验”维度为基本特征的康德先验哲学，其实并不适合于进行这样的研究。囿于篇幅，这里只能非常概括地陈述以下理由：
第一、作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康德的先验哲学完全坚持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立场和理想，即鄙视和拒斥感性经验，竭力试图通过舍弃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而追求其背后超验的、确定的、绝对普遍有效的真理。实际上，无论其善良愿望是什么，这种立场都会完全割裂实际经验过程和相应理论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而这样一来，尽管构建相应理论体系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指导具体实践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其结果却由于完全忽视了具体行为主体的活生生的经验生成过程，变成了对研究这种经验过程的努力的限制——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具体翻译者的主观经验的不断生成过程及其结果，从而导致了为提升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努力设置障碍的结果。而这样一来，其理论研究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显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第二、如果不仅仅停留于直接援引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观点，而是从追询其研究模式的角度进一步透视其基本框架所依据的摹本，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哲学框架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其基本特点即竭力追求一劳永逸地获得研究结论之绝对的、以逻辑必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几乎用不着进行系统详细的论证就可以看到，作为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典范，牛顿经典力学所面对的，只是处于中观领域之中的自然客体，而不是以主观经验的不断动态生成过程为基本特征的、从事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现实社会主体。因此，只要承认“不同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是由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的”，我们显然就可以说，完全处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