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就其方法论视角而言，康德先验哲学和牛顿经典力学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们所关注的都只是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力图通过从其特定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出发，通过舍弃研究对象变动不居的现象生成维度、仅仅对其目前状况进行相应的研究，便得出具有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结论，亦即得出具有历时性的结论；而不是通过把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显然，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彻底割裂和抛弃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生成维度、彻底把这种对象孤立出来，从而使之变成“无本之木”。从根本上说，即使这种做法在研究中观尺度的自然客体的过程中没有完全露出马脚[10]、得出使人误入歧途的结论，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这种方法论视角完全照搬到截然不同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我认为，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这里最突出的特征其实就是翻译者主观经验、主观理想和具体标准的不断生成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译者水平和眼界的不断提高过程。毋庸赘言，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康德先验哲学所使用的这种方法论视角，根本不适合对这个领域进行理论研究。
综上所述我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基本框架并不适合于研究翻译和翻译理论。它与这种研究的最突出的共同点似乎就在于，竭力从理论角度突出研究者的理想特征，却又没有对其做出恰当的理论说明。如果为了提升这种研究领域的理论水平而完全遵循这种基本哲学框架，我们就只能把“经验”维度和所谓“先验”维度彻底割裂开来，最终“作茧自缚”，陷入事与愿违的境地。在这里似乎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忠实地固守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先验哲学所坚持的基本立场，那么“理想”或者“标准”本身便很难说是经验性的，否则，无论西方哲学迄今为止一般所谓的“超验”维度、还是康德所谓“先验的”“物自体”，就似乎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无论“先验的”“物自体”究竟是“一”、是“大全”、是“至真、至善、至美”，还是“上帝”或者“彼岸世界”等等，其实无一不是特定主体以其特定实际经验为母体而进行的“理想化”过程及其结果。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承认“理想”来源于经验、具有经验性、必须回到经验才能发挥作用，那么，所有各种“超验”维度和“先验的”“物自体”也就都没有立锥之地了（在这里，我们其实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加关键、但无法加以论述的根本性问题，即“在实际研究领域截然划分‘经验’和‘超验’、或者截然划分‘经验’和‘先验’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即使不涉及其他问题、不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我们显然也可以肯定，这种划分方法确实包含着为当今中西方许多学者痛加批判的“二元分裂对立”倾向）。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研究者的理想特征，从而提升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呢？
我认为，对于提升这种研究的理论水平来说，重视、研究并处理好“理想”及其地位和作用，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存在于这个领域之中的不是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而是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之所以为“悖论”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这里存在的根本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悖论”，而是“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之间的“张力”（tension）；而且，恰恰是这种作为研究动力而存在的“张力”，推动着翻译者既不断完善翻译的过程和结果，也使自己的翻译经验不断丰富、使自己的翻译水平乃至翻译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显然，就对这个过程的研究而言，翻译的“理想”和“标准”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实，一般说来，无论从事哪一种翻译或者翻译研究，无论翻译的“理想”和“标准”在具体研究者那里多么五花八门（诸如“信、达、雅”之类），我们似乎都可以说，它们都完全来源于翻译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或者更加具体地说，它既来源于某一时刻既定的实际翻译经验，又因此而不断地为进一步的经验性翻译实践提出不断演进的“理想”标准，因而是具体的翻译经验的不断动态升华过程的结果。这样一来，我们在从理论研究角度涉及翻译的“理想”或者“标准”的时候，似乎就不必像王文那样认为“跨越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了——除非我们把某一次翻译活动彻底和绝对地与其前后相继的同类活动割裂开来。实际上，这里存在的是“翻译活动→理论反思和研究→理想的翻译标准→水平更高的翻译活动→……”的动态演进过程，即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水平、眼界和理想的不断生成和提升过程，而不存在“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更不存在康德的“经验vs先验”悖论。
另一方面，就翻译研究所涉及的译文和原文、翻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强调原作者个人化情境的绝对不可重复性，强调原文本语境和语言结构的不可企及性、不可超越性的做法，实质上也是我们这里所指出的“理想”或者“标准”的具体表现之一，只不过采取了稍微复杂一些的表现形式而已——也就是说，这种做法一方面理想地假定原作者的情境、水平和境界永远不可重复、甚至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又理想地假定翻译者永远只能停留在对原作者亦步亦趋、甚至顶礼膜拜的层次上；一方面理想地假定原文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完美无缺、永远不可丝毫改变，另一方面又理想地假定翻译作品永远只能是对原作品的有缺陷的、蹩脚的“仿制品”。显然，这种做法不仅包含着对原文和原作者的“理想的”极端美化和崇拜过程，同时也包含着对翻译者和翻译作品的“理想的”轻视和贬低过程——尽管这两种“理想”的性质截然不同、实际运用这种做法的人也有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面，但它们不仅同源、具有同样静止和机械的方法论视角、没有看到这些方面都处于永恒的生成过程之中，而且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的。
既然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提升翻译研究理论水平、构建翻译理论体系而借重康德先验哲学及其“经验vs先验”悖论，而是需要重视“存在于‘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和‘翻译标准’之间的‘张力’”，特别是需要因此而重视和研究这里的主体所具有的理想特征，充分肯定和研究这样的理想所具有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通过这样的肯定和研究，来提升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呢？
三、翻译技巧、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的社会个体生成过程
就提高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水平而言，既然我们不应当从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框架出发，而是应当“突破观念的王国”、以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充分重视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活生生的主观的经验动态生成过程，特别是通过把这种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重视和研究“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在这里所具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正确认识和利用“存在于‘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和‘翻译标准’之间的‘张力’”，从而一方面使翻译者的实际能力和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也在此基础上使翻译理论研究的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那么，我们究竟应当从什么基本理论立场和研究视角出发，才能比较充分地实现这种愿望呢？
在我看来，能够使我们这样做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论研究视角，必须是能够扬弃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