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三者的关系而言，主要依据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学者，通常似乎并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三者在翻译和翻译研究过程中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必须把它们完全放到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动态生成过程之中，来进行实事求是的动态性探讨和研究。虽然表面看来，“翻译技巧”似乎仅仅处于没有理论色彩的“技术”层次之上，但从作为社会个体的翻译者的生成过程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首先，作为这种个体的具体生成过程的结果，它是翻译者以往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和结晶，因而完全可以说是一定的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实现之后的结晶；尽管迄今为止的翻译理论研究并没有从这种角度对它加以充分的重视。其次，在翻译和翻译教学过程中，它既是使翻译者、翻译学习者避免走弯路、从而事半功倍的方便法门，同时也从具体操作角度体现了某种“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而是实现和达到后者的有效手段。不过，只有把它与某种“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实际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这一点并加以认真的研究。最后、同时也最重要的是，无论“写作技巧”还是“翻译技巧”，都是与作者、翻译者特定的人生经历、知识素养和精神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这种生成过程、素养和境界的积淀结果——这样一来，作为王文所谓三个“临在性”条件的“写作和阅读成规”、“翻译过程所处的社会上下文”和“原文作者（绝对不可重复）的个人化情境”，在这里便都紧密结合起来、在动态的具体生成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了。因此，如果在讲授“翻译技巧”时仅仅就事论事，不仅会由于单纯注重“技”、忽视“艺”和“道”而完全停留在技术层次上，而且可能因为忽视“因材施教”、特别是忽视了学习者的具体生成过程，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社会个体生成论有可能为这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其次，就“翻译理想”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在这个领域之中的形成过程、重要性和无处不在性。可以说，它虽然和“翻译技巧”一样都来源于实际翻译过程，但它不仅像后者那样主要是对正面经验的概括，同时也是对负面的教训的总结，因而与翻译者的具体愿望相结合而变成了推动这个动态过程不断前进的动力——正是从这种角度来看，它体现了某种超越性（而不是“超验性”），即不断促使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超越现有的水平、走向更高的水平和境界。因此，尽管它不是以“翻译经验”或者“翻译技巧”的固定的具体形式存在的，但它所发挥的作用却显然是毋庸置疑和至关重要的。因此，西方语言学理论和主要依据这些理论进行翻译研究的国内学者，虽然几乎从未对它进行过系统全面的探讨和研究，但这决不意味着这种研究没有价值、可有可无，而是意味着我们为了提升翻译理论研究的水平，必须消灭这个迄今一直存在的 “盲点”，认识和充分重视这个崭新的、非常重要的维度，从而予以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探讨和研究。当然，进行这样的开拓性研究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以说必须以基本理论的彻底创新为前提；但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即社会个体生成论有助于我们把研究视角扩展到全面关注这种“理想”的动态生成过程上来。
最后，就“翻译标准”而言，国内翻译界虽然对这个方面不乏研究和论述，但是，真正把它与“翻译技巧”和“翻译理想”完全结合起来并加以动态研究的论述似乎尚不多见。在我看来，它其实是这后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环节——也就是说，一定的“翻译标准”既以作为具体经验总结的“翻译技巧”为实际基础和依据，同时也是“翻译理想”的具体表现，并通过提出多层次的具体要求而进一步为实现翻译理想服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也和“翻译技巧”、“翻译理想”一样完全来源于具体的翻译经验过程，并与这两者一样处于不断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同的翻译者、不同的被翻译文本有不同的标准，另一方面，这些形形色色的标准本身并不是截然对立和完全不可通约的——除非我们人为地把这些翻译者和被翻译文本之间的联系彻底割裂开来。其实，我们在循序渐进的翻译教学过程中，不是已经把它们都联系起来了吗？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真正从理论研究的高度，对它们的有机联系和动态生成过程做出符合实际的系统研究和说明，从而最终实现不断提高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目的。在我看来，社会个体生成论有可能为我们实现这个目的，提供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进路。
综上所述，王文所论证的“不可译性”是以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框架为依据的，但这种框架并不适合于对翻译和翻译理论进行研究，因而其所谓“不可译性”的结论并不成立；只有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角度出发，把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历时性维度与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翻译技巧、翻译标准和翻译理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翻译标准”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使之发挥适当的作用，最终使翻译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On the Translational Artistry, Ideal, Criteria and Their Courses of Growing-up
----A Jointly analysis of Kant’s Frame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which is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of Prof. Wang Bin’s Essay “On The Non-Translationability”
Abstract: How can we heighten our levels of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s it necessary to resort to Kant’s frame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when we study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essay answers no. It stresses that this frame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of Prof. Wang Bin’s paper “On The Non-Translationability”, is actually not fit for research of translational theory at all. In fact, the key point here is how to approa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ually experiential behavior of translation” and “the criteria of translation”. It emphasizes that only by going from the theory of social individual’s growing-up,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this essay’s author himself, integrating organically the diachronical dimension with synchronical dimension related to the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so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anslational artistry, translational ideal, and transl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