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帝等，而且思维规定曾经构成考察方法的本质的东西。”[19]可以看出，逻辑学就是本体论，而且其覆盖的范围比本体论还要广。


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存在”（Sein，“有”）范畴开其端绪。在这里，“存在”是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的，“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空”，而“这个无规定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比无恰恰不多也不少。”[20] 而“有”（存在）与“无”的统一，就是变易。变易由于自身的矛盾而过渡到有与无皆被扬弃于其中的统一，由此所得的结果就是“定在”，定在是有了某种确定的规定性的“Dasein”（“存在者”）。通过这种概念推演的方法，黑格尔在《逻辑学》第一篇“存在论”中得到如下几个主要范畴：质（包括存在、定在、自在）、量（纯量、定量、程度）、尺度。在这一过程中，概念通过自身的逻辑运动，从抽象逐渐变得具体。《逻辑学》第二篇“本质论”的范畴有：本质（同一、差别、根据），现象（现象界、内容与形式、关系），现实（实体关系、因果关系、相互作用）。上述两篇构成所谓“客观逻辑”，即黑格尔用来取代“本体论”的部分。第三篇“概念论”是“主观逻辑”，其中的主要范畴有：主观概念（概念本身、判断、推论），客体（机械性、化学性、目的性），理念（生命、认识、绝对理念）。通过这样的推演过程，概念越来越具体，从客观逻辑到主观逻辑，最后又回到绝对理念，在绝对理念中得到统一，完成一次圆圈式的循环，所以整个概念发展过程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展开，是绝对理念自身运动的不同阶段或环节。
黑格尔的逻辑学与旧的本体论有同有异。其同在于：它仍然保持了本体论在其开端处——柏拉图的哲学中先验范畴推演的建构方式和纯粹原理的品格，正因如此，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不过是逻辑学纯粹原理的应用领域；其异在于：针对康德对本体论的批判，黑格尔改进了理性工具，在逻辑学的建构中，不再是使用传统的形式逻辑的方法，而是发展出一套纯粹概念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自我运动最后又回到自身的辩证法，并借助它完成了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体系的一次辉煌建筑。黑格尔说：“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前述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而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21]
黑格尔构造的由概念自身运动造成的纯粹逻辑演绎的体系，被看成是支配一切又统领一切的原则。作为纯粹的原理，这个体系被称为纯粹的哲学，它在一切科学之外又高于其他科学。其原理既覆盖自然界，又覆盖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它是纯粹理性的体系，因此必须作为纯粹思维的王国来把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对传统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持批判态度，但他同时又为“形而上学”留有余地，甚至把他的批判看作是为一种未来的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奠定基础。对黑格尔来说，重建“形而上学”的任务已经历史地完成。他曾经在积极的意义上重新肯定了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假如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它的情思、它的风习和道德已变为无用时，是一件很可怪的事；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当从事于探讨自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已经在民族中不再真实存在时，这至少也同样是很可怪的。”“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22] “至圣的神”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但它清楚地表明：对黑格尔来说，哲学仍然是居于为其他科学提供基础并支配其他科学的王者之位。
黑格尔对哲学的这种理解，最集中地表达了整个传统哲学对哲学的理解。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1931—）说：“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想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哲学’（‘爱智’）就是希腊人赋予这样一套映现现实结构的观念的名称。”[23]


我们已经简要地考察了从古代到近代本体论哲学的演变历史。在这个历史的开端处和终结处，也就是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那里，我们看到一种哲学形态上的相似性。柏拉图奠定了本体论的雏形，确立起纯粹概念推演的思辨传统，黑格尔则使这种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辉煌的完成并发扬光大。从柏拉图和黑格尔哲学的相似性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是古代世界的黑格尔，而黑格尔则是近代世界的柏拉图。的确，从本体论哲学的形态上说，黑格尔的《逻辑学》与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是遥相呼应的，以至有的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内容方面至今仍是后无来者，如若它前有古人，那就是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24]。
学界曾有一种误识，以为近代哲学的重心是认识论，仿佛这样一来，本体论哲学的理念就不再起作用了。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应该看到，近代哲学重心的转移以及休谟和康德对本体论的质疑并没有改变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传统哲学的基本性质。因为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前提的改变。实际上，从古代到近代，形而上学一直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支柱。主张有一个永恒的实体和超验的本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成为根深蒂固的“模式”，贯穿于古典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而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高峰。所以康德在批判“本体论”的同时又假定“物自体”的存在，在宣判传统“形而上学”死刑之后，又试图建立“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可以说，近代哲学重心的转移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前提，而只是改变了探讨本体问题的方式：它不问本体是什么，而问如何认识本体；它不用本体说明一切，而用人的理性解释世界。这样，先验哲学就成为“形而上学”的近代形态。
作为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当然的攻击对象。正如美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phead,1861-1947）所说：“几乎２０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１９世纪的德国教授（指黑格尔）的观点开始的”。他指出，黑格尔“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创始人，而且在这一时期或另一时期还支配了那些更加具有技术哲学运动的逻辑实证主义、实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奠基人。”[25]

四　“本体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遭遇

休谟和康德对本体论问题的责难为现代西方哲学开辟了道路，而黑格尔哲学则成为必须克服的障碍。现代西方哲学按照实证—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存在哲学两条线索相对独立发展演变。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都成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尽管这种攻击和批判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为着极不相同的目的进行的。在比较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对本体论的诘难与辩护，拒斥与重建，是现代哲学中旨趣迥异的两种基本倾向。”[26]
实证—分析哲学继承了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全部哲学应以经验为基础，排斥一切超越经验的本体论追求。[27]
从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穆勒、斯宾塞到第二代经验批判主义者马赫、阿芬那留斯，实证主义哲学无不把传统本体论哲学看作既永远无法解决又无法加以证实的思辨哲学而逐出自己的视野之外。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认为，经验事实为人们提供最实在、精确、肯定和有用的东西，舍此，别无其他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手段。穆勒（John Stuart Mill，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