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源流考(下)(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06-1873)把知识、真理限制在事实范围内,认为超出此界限,企图建立一种超经验的、寻求世界的“本质”的体系,只能是妄想,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说第一代实证主义对经验事实还只停留在一般的论证上,那么,到第二代实征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则是完全从经验出发,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更彻底的否定。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在《感觉的分析》一书第一章导言“反形而上学”中指出,那种认为存在着客观独立的“物自体”、“实体”的想法,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世界并不是由一些神秘的实体构成的,并不是这些神秘的实体与另一种同样神秘的实体‘我’的交互作用产生出唯一可达到的‘感觉’。”[28]认识只限于现象,反对形而上学追求超经验的“抽象本质”,是实证主义反对本体论的主要之点。孔德认为,人们观察到的只是现象,不存在现象之外或超现象的东西,科学的任务就是描述现象与现象联结的规律。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对此论证极详,在他看来,哲学与科学都是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即研究有限的、有条件的、相对的东西,超出有限的现象的范围,去追求所谓终级原因、抽象本质和绝对知识,不是科学与哲学的本职,也是人的认识无法达到的。
分析哲学进一步发展了实证哲学的传统,明确喊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要求把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看作既无法加以证实,又无法加以证伪的虚假问题逐出哲学的领地。逻辑经主义者、维也纳学派的首领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的哲学观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石里克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也不是研究普遍真理的科学。科学是能证实的经验命题组成的知识体系,而哲学不是这样的体系。哲学是“一种活动”,“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29]。从这个角看,哲学可定义为“意义的追求”、“揭示意义的活动”。作为“揭示意义的活动”,哲学的方法是语言的逻辑分析,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揭示或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石里克的这些看法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观点十分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研究的结果不是许多‘哲学的命题’,而是使命题明确。”[30]在石里克看来,无论是古代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还是近代哲学的大师们,都把无法用经验证明的形而上学命题视为哲学追求的目的,或至少视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极端错误的。“有人说哲学给科学大厦提供基础和屋顶,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正确的;错误只在于这个基础是由‘哲学’命题(认识论的命题)构成的,而且这座大厦还加上了哲学命题(称为形而上学)的圆顶。”[31]石里克的结论似乎与康德相近,即都认为一般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但康德认为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是因为人类还未具有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理性,石里克却认为这是由于形而上学的问题本身造成的。石里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一种真实的传达、表达,而传达、表达是借助于语言、语句的方式来进行的。语句之有无意义,以它表达的事实之存在或不存在为标准。凡是具有意义的语句(正语句)表达的事实,一定是存在的;反之,凡是没有意义的语句(负语句)表达的事实,一定是不存在的。语句的真假要看它与事实是否一致。意义与事实无所谓真假,只有语句才有真假。但形而上学的语句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形而上学命题的真假是看它与形而上学的原则是否符合,是否一致。然而,语句间的一致不能视为真理,否则,负的语句亦能变成正的语句了。形而上学的命题由于与经验事实没有关系,因此无法判定其真假。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堆问非所问、似是而非的问题。总之,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而是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虽然如此,石里克并不完全否定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体系,由于逻辑和经验不能加以证明和证实,应予抛弃;但从人类生活的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又有存在的必要,形而上学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感情”。“形而上学的体系颇不能给我们以实际的知识,但确能给我们以生活上许多理想和精神上许多安慰,所以人称形而上学为概念的诗歌,这是对形而上学一种最恰当的看法。其实形而上学在整个文化中的作用确如诗歌一样,就是它确能充实我们的理想生活和体验境界。”[32]
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发展了石里克的思想,继续对形而上学进行清算。他认为,按照传统哲学的看法,哲学研究的对象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研究物自体、绝对的东西、客观理念、非存在、绝对典范、绝对义务、世界终极原因等等,这部分属于形而上学;另一部分研究人类、社会、语言、历史、经济、自然、时间、空间、因果律等,由于这些对象与专门科学有关,属于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语言哲学等,人们称之为科学的哲学问题。至于形而上学,它的全部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应在清除之列。首先,形而上学所使用的词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词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个词可以在最简单句型(又称基本句型,如“X是一块石头”)里出现;二是要有明确的应用标准(经验标准)。形而上学的词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因而是没有意义的。以形而上学常用的术语“本原”(principle,这里所说的本原是指存在的本原,不是指知识或公理的原则)为例,当然不同的形而上学家对本原有不同的回答,如水、气、火、理念等等。为了揭示“本原”一词的意义,我们必须问形而上学家,“X是Y的本原”的陈述,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在什么条件下是假的。换句话说,“本原”这个词的应用标准是什么。形而上学家可能会如此回答:“X是Y的本原”的意思是指“Y起于X”、“Y的存在依赖于X的存在”,等等。然而这种答复是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如果我们观察到X类的事物或过程往往有Y类的事物或过程随之而来,我们就认为事物与过程Y“起于”X。然而这样一来,它就属于物理学的经验命题了,不再属于形而上学的命题。形而上学所说的“本原”并不意味着时间上和因果上的连续,但形而上学家又没有规定出其他的意义标准,因此这个词的“形而上学”意义是不存在的。又如“开端”(principium)一词,形而上学使用这个词显然不是指原始意义上的“开端”,即不意味着“时间在先”,而是意味着“形而上学在先”,但它并没有提出形而上学的标准,其结果,“开端”这个词既剥夺了它的原始意义,又未获得新的意义,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再如“神”(god)这个词,在形而上学那里是指超验的东西,这样,“神”这个词被剥夺了它与物质性的东西的联系,同时又未赋予新的意义,也就成为无意义的了。这个词满足不了逻辑的第一个要求,即规定它在基本句子里出现的形式:“X是神”;即使接受这种形式,也不能指出变项“X”的真值条件。同这些词一样,形而上学的其他词,如“理念”、“绝对”、“无限”、“物自体”、“绝对精神”、“本质”、“自我”、“非我”等等,也都是无意义的,是虚构或杜撰的。其次,形而上学的陈述是假陈述。它是无意义的词组合成的句子,貌似陈述,实则不是陈述;因为它不断言任何东西,既不表示真命题,又不表示假命题,所以是假陈述。
卡尔纳普还对形而上学的假陈述作了语言逻辑的分析。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假陈述,大都是基于英语“to be”一词的用法而引起的。由于“to be”一词的意义含糊两可,我们有时把它当作联系词放在谓词的前面,如“I am hungry ”(我饥饿);有时又把它当作动词用,如“I am”(我存在[是]),这个动词形式在
分析哲学进一步发展了实证哲学的传统,明确喊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要求把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看作既无法加以证实,又无法加以证伪的虚假问题逐出哲学的领地。逻辑经主义者、维也纳学派的首领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的哲学观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石里克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也不是研究普遍真理的科学。科学是能证实的经验命题组成的知识体系,而哲学不是这样的体系。哲学是“一种活动”,“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29]。从这个角看,哲学可定义为“意义的追求”、“揭示意义的活动”。作为“揭示意义的活动”,哲学的方法是语言的逻辑分析,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揭示或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石里克的这些看法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观点十分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研究的结果不是许多‘哲学的命题’,而是使命题明确。”[30]在石里克看来,无论是古代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还是近代哲学的大师们,都把无法用经验证明的形而上学命题视为哲学追求的目的,或至少视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极端错误的。“有人说哲学给科学大厦提供基础和屋顶,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正确的;错误只在于这个基础是由‘哲学’命题(认识论的命题)构成的,而且这座大厦还加上了哲学命题(称为形而上学)的圆顶。”[31]石里克的结论似乎与康德相近,即都认为一般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但康德认为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是因为人类还未具有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理性,石里克却认为这是由于形而上学的问题本身造成的。石里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一种真实的传达、表达,而传达、表达是借助于语言、语句的方式来进行的。语句之有无意义,以它表达的事实之存在或不存在为标准。凡是具有意义的语句(正语句)表达的事实,一定是存在的;反之,凡是没有意义的语句(负语句)表达的事实,一定是不存在的。语句的真假要看它与事实是否一致。意义与事实无所谓真假,只有语句才有真假。但形而上学的语句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形而上学命题的真假是看它与形而上学的原则是否符合,是否一致。然而,语句间的一致不能视为真理,否则,负的语句亦能变成正的语句了。形而上学的命题由于与经验事实没有关系,因此无法判定其真假。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堆问非所问、似是而非的问题。总之,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而是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虽然如此,石里克并不完全否定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体系,由于逻辑和经验不能加以证明和证实,应予抛弃;但从人类生活的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又有存在的必要,形而上学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感情”。“形而上学的体系颇不能给我们以实际的知识,但确能给我们以生活上许多理想和精神上许多安慰,所以人称形而上学为概念的诗歌,这是对形而上学一种最恰当的看法。其实形而上学在整个文化中的作用确如诗歌一样,就是它确能充实我们的理想生活和体验境界。”[32]
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发展了石里克的思想,继续对形而上学进行清算。他认为,按照传统哲学的看法,哲学研究的对象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研究物自体、绝对的东西、客观理念、非存在、绝对典范、绝对义务、世界终极原因等等,这部分属于形而上学;另一部分研究人类、社会、语言、历史、经济、自然、时间、空间、因果律等,由于这些对象与专门科学有关,属于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语言哲学等,人们称之为科学的哲学问题。至于形而上学,它的全部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应在清除之列。首先,形而上学所使用的词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词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个词可以在最简单句型(又称基本句型,如“X是一块石头”)里出现;二是要有明确的应用标准(经验标准)。形而上学的词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因而是没有意义的。以形而上学常用的术语“本原”(principle,这里所说的本原是指存在的本原,不是指知识或公理的原则)为例,当然不同的形而上学家对本原有不同的回答,如水、气、火、理念等等。为了揭示“本原”一词的意义,我们必须问形而上学家,“X是Y的本原”的陈述,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在什么条件下是假的。换句话说,“本原”这个词的应用标准是什么。形而上学家可能会如此回答:“X是Y的本原”的意思是指“Y起于X”、“Y的存在依赖于X的存在”,等等。然而这种答复是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如果我们观察到X类的事物或过程往往有Y类的事物或过程随之而来,我们就认为事物与过程Y“起于”X。然而这样一来,它就属于物理学的经验命题了,不再属于形而上学的命题。形而上学所说的“本原”并不意味着时间上和因果上的连续,但形而上学家又没有规定出其他的意义标准,因此这个词的“形而上学”意义是不存在的。又如“开端”(principium)一词,形而上学使用这个词显然不是指原始意义上的“开端”,即不意味着“时间在先”,而是意味着“形而上学在先”,但它并没有提出形而上学的标准,其结果,“开端”这个词既剥夺了它的原始意义,又未获得新的意义,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再如“神”(god)这个词,在形而上学那里是指超验的东西,这样,“神”这个词被剥夺了它与物质性的东西的联系,同时又未赋予新的意义,也就成为无意义的了。这个词满足不了逻辑的第一个要求,即规定它在基本句子里出现的形式:“X是神”;即使接受这种形式,也不能指出变项“X”的真值条件。同这些词一样,形而上学的其他词,如“理念”、“绝对”、“无限”、“物自体”、“绝对精神”、“本质”、“自我”、“非我”等等,也都是无意义的,是虚构或杜撰的。其次,形而上学的陈述是假陈述。它是无意义的词组合成的句子,貌似陈述,实则不是陈述;因为它不断言任何东西,既不表示真命题,又不表示假命题,所以是假陈述。
卡尔纳普还对形而上学的假陈述作了语言逻辑的分析。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假陈述,大都是基于英语“to be”一词的用法而引起的。由于“to be”一词的意义含糊两可,我们有时把它当作联系词放在谓词的前面,如“I am hungry ”(我饥饿);有时又把它当作动词用,如“I am”(我存在[是]),这个动词形式在
上一篇:“上帝之死”时代中的朋霍费尔
下一篇: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