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al anticipations）来代替观察的事实。然而这种看法与科学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高度思辨、高度抽象的，远远离开了可称其为‘观察基础’的东西。一切想表明这种理论也多少是‘以观察为基础’的企图，都是没有说服力的。”[38]


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 ）从本体论上批判维也纳学派的观点。维也纳学派认为，关于本体的问题，即“形而上学”问题，是不能证实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应当从哲学中清除。蒯因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他看来，本体论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存在什么”（What is there）的问题。 而对“存在什么”的表述问题又可分两种：一个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另一个是语言使用中何物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承诺”问题。“这里所考虑的不是本体论的事实，而是对论说的本体论许诺。一般地说，何物存在不依赖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但是人们说何物存在，则依赖其对语言的使用。”[39]蒯因认为，名字、名词和谓词的使用都不足以使我们承担本体论的承诺的责任，只有语言架构中的“约束变项”或“量化变项”，才有本体论的承诺问题。“我们关于本体论许诺的准则：一实体为一理论所预设，当且仅当为使该理论中所肯定的陈述是真的，它必须属于约束变元的值。”[40]在蒯因看来，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对“存在什么”的一种表述。因此，“我们之接受一个本体论在原则上同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是相似的。……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41]这就是说，我们承认某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承认某种约定，即理论对某些存在物的存在的预设，而这也就是在作出某种“本体论的承诺”。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卓有成效地证明，即使是以“拒斥形而上学”相标榜的经验论者，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抱持着非经验的教条，即“形而上学的信条”。
蒯因之后，牛津学派的重要代表斯特劳森（Peter Frederick Strawson，1919- ）提出了描述的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并以之反驳和取代修正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描述的形而上学是对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的实际结构的描述，而修正的形而上学则与生产一个更好的结构有关。”[42]所谓“修正的形而上学”，是指历史上盛行的那种力图展示终极性第一原则的形而上学。它们不满足于语言结构中呈现的现实世界，而力图通过理性思维或直观去寻找那超越于日常说话方式、日常思维方式的事物，并认为这样的事物才是真正根本的。它们用这样的事物来构成和提供种种世界图景，如普罗提诺的“太一”，莱布尼茨的没有窗户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目的仅在于描述我们的概念构架，或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它不直接地去谈论“世界上有什事物存在”， 而是讨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通过考察我们谈论世界的方式来揭示呈现于我们理智中的世界。由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来进行，因此我们也只能在语言结构所规定的范围内去讨论现实。总之，描述的形而上学要讨论的不是宇宙、上帝、灵魂，而是我们讨论它们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联系，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可识别性和前后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和思维结构。斯特劳森认为，历史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和康德是“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代表；笛卡尔、莱布尼茨、贝克莱是“修正的形而上学”的代表；休谟则游离于二者之间，有些方面是修正的，有些方面是描述的。斯特劳森把自己放入“描述的形而上学”阵营，但他并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对“修正的形而上学”横加排斥，相反，他认为，“修正的形而上学的成果永远是饶有兴味的。……它们中最好的，是内在地值得尊敬并具有持久的哲学效用的。”[43]斯特劳森所作的工作,对推动形而上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以上是实证—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开始时的坚决“拒斥”，到后来一定程度的承认或“肯定”，态度越来越温和。



现象学—存在哲学对待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态度有所不同。胡塞尔反对和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又把自己的先验意识现象学称之为“Ontologie”。海德格尔对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持同样的批判态度，但他又试图通过重建“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ie），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奠基，并把重新肯定“形而上学”视为一个进步。此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所谓本体论解释学）、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这一翻译并不确切，原文是“Zur Ontologie desgesellschaftlichen Seins”）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都重新肯定了Ontology在哲学中的基础性意义，以至被一些学者不十分精当地称之为“本体论的现代复兴”[44]。由于无论是在对存在论历史的解析方面，还是在开辟形而上学新方向方面，海德格尔所做的工作都最富有成效而且影响最大，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里仅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例，简略地分析一下现代西方哲学中这一取向不同的思潮对待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态度。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是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彻底反叛者。他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形而上学都作为批判和“克服”的对象，并提出了解析存在论历史和开辟存在论新方向的双重任务。我们已经在本文第二章依据海德格尔的揭示，区分了“存在论”、“本体论”和“存态论”三个概念，这为我们的相关讨论提供了概念基础，从而可以避免把海德格尔的哲学也当作“本体论”去看待的混淆。其实海德格尔已经注意到了术语混乱所导致的麻烦，在《论根据的本质》一文的一个注释里，他说：“如若人们今天把‘存在论’和‘存在的’两词用作表示思潮的标语和名称，那么，这两个术语就是十分肤浅地并且在错认了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被使用的。人们专心于一种错误的意见，认为存在论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意味着那种相对于‘唯心论的’‘态度’的‘实在论的’（质朴的或批判的）‘态度’。存在论的问题与‘实在论’毫不相干，以至于恰恰是康德能够在其先验的问题提法中并且凭着这种问题提法，完成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走向对存在论问题之明确奠基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通过对‘外部世界之实在性’的赞成，人们尚未以存在论为定向。从流行的哲学的含义来看，‘存在论的’（ontologisch）却并不意指——而且在其中显示出极度的混乱——那种倒是必须在存在者状态上被命名的东西，也即一种让存在者凭其自身成其所是和如何是的态度。但由此尚未提出任何存在问题，更遑论获得了一种存在论之可能性的基础。”[45]在这里，海德格尔不仅批评了对“存在论”的流俗偏见（误认为“实在论”），而且指出了传统“本体论”（“必须在存在者状态上被命名的东西”），而“存在论”的任务是“提出存在问题”。显然，如果说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传统形而上学可以被较为恰当地命名为“本体论”的话，那么，用这个术语去诠释海德格尔的哲学，就只会导致一系列的误解和误会。
海德格尔批判传统的“本体论”只是抓住“存在者（Seiende），却“遗忘”了对“存在”（Sein）本身的思考。他把自己的新哲学称之为“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基础存在论重在“基础”。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为形而上学奠基，所以基础存在论也可以理解为存在论的基础（foundation of ontology）。海德格尔自述他所要做的是提出基础问题（Grundfrage），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