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谓词的地方充当谓词。自古以来，许多形而上学家把“to be”当作谓词来用， 结果就造成了形而上学的假命题，如“我存在”（I am），“上帝存在”（God is）等等。笛卡尔提出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 ）就是这种错误的典型。其错误首先表现在“我在”（I am）这个结论上。动词“to be ”在这里只能是“存在”的意思，而“存在”只能当作谓词用，不能与名称（主词、专有名词）联用。一个表示存在的陈述，不能用“a存在”这个形式（如“我存在”）， 而只能表述为：“存在着如此这般的东西”。因为表示存在的陈述，只能与前提中谓词有关，而不能与前提中主词相联。例如，从“我是一个欧洲人”得到的结论不是“我存在”，而是“一个欧洲人存在”。从“我思”得出的结论也不是“我存在”，而是“思维着的东西存在”。卡尔纳普认为，在形而上学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其他词，如“存在”（Being）、“非存在”（Not-Being）也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
维也纳学派之所以要把形而上学当作无意义的假问题从哲学中排除出去，目的是为了确立他们的“科学世界观”。在他们看来，知识只能来自经验，科学世界观就是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上的。“作为并列于或超越于各门经验科学的一种基础科学或普通科学的哲学是没有的；除了经验方法以外，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达到真正的知识；经验之外或经验之上的思维领域是不存在的。”[33]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认为思维可以不通过任何经验材料而单从自身的推论中就能获得知识。总之，“科学世界观”排斥形而上学，“清除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千年垃圾”。
由于形而上学与“科学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只能在清除之列。但自古以来有那么多人，包括卓越有识之士都去研究形而上学，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卡尔纳普认为，形而上学确有内容，但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态度，它不是描述存在与不存在的“事态”，而是“用来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Lebenseistellung）的”。但他又认为，艺术才是人生态度最恰当的表达手段，形而上学则是一种不适宜的形式。因为形而上学把一套陈述当作前提和结论联系起来，不可避免地产生理论内容的虚构。
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1891-1953）进一步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批判形而上学的误区及其产生的根源。在他看来，对普遍性的追求是思辨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思辨哲学努力想获致一种关于普遍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34]这一特征正是传统思辨哲学的错误的根源。他认为，求知是人类的共同本性。而知识是从许多个别的经验观察中加以概括而获得的。在这种意义上，概括是知识的本质，是科学的起源；没有概括就没有知识，没有科学。而概括就是普遍性。英语中的“普遍性”（generality）和“概括”（generalization）是由同一个词根而来的。不仅如此，“概括”总是同“解释”（interpretation）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概括就是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各种事实，把它们归结到一种普遍原则、普遍规律里去，所以解释也就是概括。然而，人们在进行解释和概括时，并不一定都是依据观察的事实，也可以假设某种不能观察到的事实来完成。由于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的成功解释，促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一种要求更大普遍性的冲动。可是即使有大量的观察事实也往往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欲望，于是人们便超越观察去寻求普遍性。这样，想象代替了概括，用一种“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人们要求普遍性的冲动，“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解释所满足了”。[35]思辨哲学就是由此产生的。企图用一种类比法来说明知识、作出假解释，是以往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通病”。


什么是假解释？举例来说，把世界看成上帝的创造物，就是一种拟人类比：上帝创造世界，就像人建造房子、田园一样，所以“创世说”的故事是一个假解释。又如，古希腊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认为世界是从“无限实体”演化而来的，他关于世界起源的幻想图景，也是以类比当解释。形而上学的假解释所犯的逻辑错误，就在于把抽象物实体化，例如把“理性”的抽象名词当作某种永恒的实体，亚里士多德对形式和质料的理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认为“形式”是一切存在物的最终原因，宇宙的天与地，人类的灵魂与肉体，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都可以用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作类比来加以解释，这就是“把许多不同的现象都归集在一个标签之下的那种假解释”。[36]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影响了两千年人类的思想，这就是思辨哲学之所以根深蒂固的原因所在。
赖欣巴哈进一步指出，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是形而上学的又一个特征。在形而上学看来，感觉经验无法获得可靠的知识，知识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获得。试图用逻辑证明来建立一种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知识，是近代理性主义者所采用的方法。这方面应首推笛卡尔。为了寻求一种绝对确定的东西，他从怀疑着手，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哪怕是信以为真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有一件事实，即“我在怀疑”是不能怀疑的。我怀疑，即我思维；我思维，必定存在着思维的我；从而得出“我思故我在”这条绝对可靠、绝对确定的原理。赖欣巴哈认为，笛卡尔这种证明实际只是一种“逻辑魔术”。因为这一推论的完成，从“怀疑”到“我存在”，完全是一套逻辑戏法。从“怀疑”开始，他就把“怀疑”视为一个“自我”的行动，因此这个推论的前提（“我怀疑”）就包含了一个不能怀疑的事实（“自我”）。笛卡尔还用“自我”推论出“上帝”和“物质”两个东西的确定性。因为有“自我”，故必有“上帝”存在，否则每一个自我就不会有一个无限完满存在的观念；因为有“自我”，“物质”世界必定存在，否则上帝就是一个骗子。这种绝对确定性的证明同样是由一种“逻辑魔术”构成的。
逻辑证明即所谓演绎，其结论只能揭示其前提中已经蕴含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一种分析判断，结论不能陈述多于前提中所说的东西。而判断的前提是观察得到的经验真理，其结论也只是经验真理，并不比前提有更多的确定性。因为判断的结论的可靠性、确定性，要依赖判断的前提的可靠性、确定性。一旦判断的前提不可靠，其结论必定失效。与分析判断相反的是综合判断。综合判断能够给我们以新的知识，因为它的结论不是从前提中分析出来的，而是通过经验加上去的。但是因为一切由经验提供的综合判断都是可以怀疑的，所以综合判断同样不能给我们以绝对确定性的知识。总之，无论是分析判断还是综合判断，都不可能提供绝对确定性的知识。追求绝对确定性，是形而上学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赖欣巴哈看来，黑格尔哲学就是这种“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寻求的牺牲者”[37]的典型。
通过这些分析清洗（elimination），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谓信誉扫地。但是，在实证—分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逻辑经验主义者反形而上学的主张受到一些哲学家的质疑和反驳。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因此应该拒绝形而上学。这实际是提出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标准问题。对此，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作了分析批判。他认为实证主义关于“意义”（meaning ）或“意思”（essence）的概念不适用于分界，因为形而上学尽管不是科学，却不一定没有意义。用有没有意义来分界，会使界限不是太窄就是太宽，这种分界标准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波普尔还指出，自从弗·培根以来，大多数人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它的“观察基础”，即归纳方法，而伪科学或形而上学的特征却在于“思辨方法”，用培根的话来说，就是用“心灵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