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本德川古学派大师伊藤仁斋说：“盖一阴一阳往来不已之谓天道，吉凶祸福不招自至之谓命。”[25] 天道，是就天之所以为天而言，是就其自身流演、自身显发出来的规律而言。由天而降的命，是就天之神、天之几显豁、显明、训诰给人间现世的符命。天道，指的是宇宙规律，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必然性，它不以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一定会将天的规律丝毫不爽的显发出来：“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茶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是因为夏违反了天道，违背了自然规律，因此，以天道的形式，“以彰厥罪”。而命则是天根据人的具体表现而下降赋予给人的有德之征。只有“承天而时行”(《周易·坤·文言》)，“燮理阴阳”(《尚书·周官》)，“因天之常，与之俱行”(《国语·越语下》)，才能够真正赢得天命的赐予。《左传·襄公十八年》的一个故事对我们理解天道与天命之关系的启发是很大的：“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竟，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初读之，似为天道不可企及的神秘，但是细究之，则为有德的天命之征。“南风不竟，多死声”的原因是楚国人的德性世界出了问题。这是以德动天，天道与人道混而为一的境界，最后的结果却是因“德”而导致的“天”之“命”。天道的义理化，进而也导致了“天命”的义理化。
如果天命没有义理化，人之性之仰承于天之“生”就不会成为可能。上文已经提及的由《性自命出》到《中庸》之天、命、性、道、教的转化，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得以实现的。《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组合判断，发展了上引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思想，对我们探讨有关“天命”的思想来说，是很有启发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描绘了一个由天而命而性的流转过程，但并没有将“命”直接界定为“性”；而《中庸》的“天命之谓性”，虽然也有“性”之根源性的面向，但是，作为命题，它是由主项与谓项直接构成的无条件的直言、定言判断，亦即，天命就是性。何以“性”成了天命？上文有引孟子言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指的是，君子修道，以仁义礼智圣为性，天道流行，於穆不已，映照天命。牟宗三先生曾经指出，西方哲学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的理智游戏，有很好的逻辑思辨与工巧的架构，而人成了首席动物，生命不得不沦为一团漆黑。但是，中国哲学却以“生命”为中心，拥有天道贯注给人的生命光辉，担负起了敬天明德的忧患意识，在道德的践履中没有隐曲之私，通体光明莹澈，以仁智与圣来遥契天道。[26] 因此，天道、天命，都在个人下学上达的修为扩充时，涵化在主体的性情之中。从这个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讲，“天命之谓性”，当然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判断，因为它充分强调了人的主体尊严，把匍匐在皇天上帝脚下的“人”，改造成了一个顶天立地、自强自救的人，并且使他的精神、他的“性”，充满了於穆不已的生机和“神性”。
不过，仔细考量，总觉得这个判断无论如何还是比较突兀。“天命”高不可及，何以遽然为性？作者似乎是故作悬念，所以，后面就紧接着有“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解释和补充说明。“率性之谓道”是说要“率”“天命”之“性”，才可以称得上是“道”，这个“天命”之“性”当然是指义理化的“天”之“命”，亦即天之义理的显明、显豁。前面说了，“天命”实际上已经天道化了，是生化不息、开物成务的义理之源，所以这个“道”，包含着天道与人道，既有天的义理生气，又有人的伦常实践，它的意思是，要通过人的道德实践以践履天道的博大，把后天的血气心知之性逐步融化、升华到先天的仁义礼智圣生化流行之中去，这就是郭店楚简《五行》的“金声而玉振”，及其“说”所言“舍其体而独其心”的德性境界。郭店楚简《语丛·一》有两支简的内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透露了“道”与“命”的关系：“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其智博，然后知命。”（第29-30，28简）第28简“其智博，然后知命”是李零先生在《校读记》里面做出的调整，进一步加强了第29-30简的内容，可以信从。[27] 何以知天、知人，简文没有直接交代，但是从后面“然后知道”来看，当是指的天道、人道，就是《中庸》中的“五达道”之贯通天人的状态。“知道然后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它是说，在先秦儒家的性情思想中，“道”处于低于“命”的层面，因为“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性自命出》第14-15简），“道四术”就是《诗》《书》《礼》《乐》，就是各种历史文化的典章制度、传统典籍以及先秦儒家的哲学著作，在《性自命出》中称之为“故”。不努力学习就不可能知“道”。只有知道了“道”，也就是说，只有按《中庸》说的那样，“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拳拳服膺，学思并用，知行结合，才有可能下学上达，最终知天、知命。
“修道之谓教”，首先是对“率性”的一个“道”的规定，“修”的内容为“道”。此“道”当然就是《诗》《书》《礼》《乐》。但是，“《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礼作于情”（《性自命出》第15-16，18简），其本质思想就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忠与恕。忠，个人的性情之诚；恕，群体的人伦之爱。“修道”就是修忠与恕之道，就是忠与恕的统一。具体到《中庸》而言，就是以“三达德”实现“五达道”，以内在的仁、智、勇，完成人道的磨砺，以抵达天道的里程。转了一个圆圈以后，最后又回到了“天命之谓性”上。“修道之谓教”的另一个意涵，是所谓“教”。这个“教”字与我们现在教学的“教”、教化的“教”，写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教”字，在先秦时期写作“斆”，它的本意是老师与学生、同学与同志一起，教学相长，情知摩荡的修、习过程，《论语》开篇第一章的内容算是对它最为透彻的诠
